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37号）



《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已由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0年3月31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公布，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3月31日





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

（2003年5月28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3月3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节约资源基本国策，节约能源（以下简称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能源生产、流通、消费及其管理的各项活动。

第三条 节能应当坚持宏观调控、政策激励、市场运作、技术推进和企业为主、全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能耗下降指标、重点节能工程等节能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编制和实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年度节能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节能工作。

第五条　本省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建立科学、完整、统一的节能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将能耗降低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省人民政府将节能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各市、县以及重点用能单位。

上一级人民政府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节能目标的完成情况。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限制发展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推动企业降低单位产品能耗，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形成节能减排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及消费模式。

鼓励、支持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主管节能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节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节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开展多种形式的节能宣传、教育，普及节能科学知识，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

新闻媒体应当宣传节能法律、法规、政策，刊播节能公益性广告，宣传节能重要举措，加强对节能的舆论引导和监督，营造节能的社会氛围。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节能义务，并有权检举浪费能源的行为。



第二章 节能管理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部署、协调、监督、检查、推动节能工作。

第十一条 省、地级以上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节能监察工作，其所属节能监察机构应当配合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做好节能监察工作，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节能监察日常工作：

（一）监督检查能源生产、经营单位和用能单位、设计单位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情况，依法查处和纠正违法行为；

（二）监督检查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

（三）受理能源利用违法、违规案件的举报、投诉；

（四）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日常监察工作。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配合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节能监察机构依法开展节能监督检查，不得阻碍或者拒绝接受节能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省、地级以上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年度节能监察计划，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对重点用能单位的监督检查。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节能监察机构实施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如实记录监督检查的日期、人员、内容、结果等情况；监督检查人员和能源生产、经营单位、用能单位、设计单位应当在记录上签字。

第十三条 省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会同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和省有关部门依法制定严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地方节能标准，并由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地方建筑节能标准，并报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有关部门，对生产消费过程中耗能较高但没有国家和省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产品，制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并予以公布。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对高耗能的特种设备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会同同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节能规划。建筑节能规划应当包括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低能耗与绿色建筑发展计划。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交通运输领域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会同同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交通领域的节能规划。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能源统计制度，完善能源统计指标体系，改进和规范能源统计方法，加强统计执法，确保能源统计数据真实、完整。

省统计部门会同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各地级以上市以及主要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和节能情况等信息。

第十七条　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需审批、核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含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当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

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或者超过能耗限额的项目，依法负责项目审批或者核准的机关不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

第十八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

生产过程中耗能高的产品的生产单位，应当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或者能耗限额。

第十九条　鼓励和规范节能服务机构的发展，支持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宣传、培训等服务。

第二十条 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和产业转移园区的，应当制定节能规划，作为园区认定和批准的条件之一。



第三章 合理使用能源



第二十一条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定期开展节能教育和岗位节能培训。

第二十二条 超过节能标准或者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用能单位，应当把降低能耗列为技术改造的重点。

第二十三条 窑炉、锅炉、变压器、压缩机、风机、泵类等用能设备的用能效率不符合国家、省节能规定的，应当依法进行更新改造。

第二十四条　电网企业和相关机构应当按照节能发电调度管理规定，优先安排清洁、高效和符合规定的热电联产，利用余热余压、煤矸石、油母页岩发电的机组及其他符合资源综合利用规定的发电机组与电网并网运行。

第二十五条 电网企业应当加强电网建设和改造，优化网架结构，优先选用高能效电力设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线损和配电损失，减少电网损耗，提高电能利用率。

第二十六条 用电负荷在一千千瓦以上或年用电量在五百万千瓦时以上的用能单位需要进行电平衡测试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其建设、设计、审图、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当遵守国家、行业和地方的建筑节能标准，采用节能新技术、节能型材料、器具和产品，利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新建、改建、扩建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应当同步建设建筑节能监管系统。

第二十八条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应当对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进行测评和标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测评结果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九条　已规划热电冷三联供的区域，建筑物的设计和建设应当符合相应的能源供应规划。

使用空调制冷、采暖的公共建筑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实行室内温度控制制度。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完善公共交通网络和服务体系，降低公共交通消费成本，鼓励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和使用非机动交通工具出行。

第三十一条 营运机动车辆、船舶的能耗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能耗指标，超出能耗指标的不得用于营运。

第三十二条　公共机构应当贯彻节约资源基本国策，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带头使用节能产品、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十三条 下列用能单位为重点用能单位：

（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一万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二）省、地级以上市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五千吨以上不满一万吨标准煤的用能单位。

重点用能单位名单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市、县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对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三千吨标准煤以上五千吨标准煤以下的用能单位，可以参照重点用能单位进行管理。

县（区）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确定节能重点监控的用能单位名单，并报上一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四条 实行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年报和季报制度。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向相应的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节能监察机构如实填报上年度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一）能源消费基本情况；
　 （二）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实物平衡情况；
　（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指标情况和影响单位产品及产值能耗变化的因素；
　 （四）上年度节能目标完成情况、节能目标责任制考评及节能技改项目情况；
　 （五）主要耗能设备能耗与能源利用情况；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用能情况。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将第一、二、三项情况每季度向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节能监察机构报送一次。

第三十五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每五年编制节能规划，每年制订年度节能计划，并按要求报相应节能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六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节能管理制度，落实节能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建立内部能源审计制度，对能源生产、转换和消费进行全面检查和监督，并按要求报相应节能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七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由主要负责人分管节能工作，设立专职能源管理岗位，在具有专业知识、实际经验以及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中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并报相应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节能监察机构备案。

能源管理负责人组织对本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组织编写本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提出本单位节能工作的改进措施并组织实施，开展节能教育、宣传。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免费组织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参加节能培训。



第四章 节能技术进步



第三十八条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确定并发布全省开发、推广、应用先进节能技术的重点和方向、节能产品名录。

各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实施节能示范工程，提出节能推广项目，引导用能单位和个人采用先进的节能工艺、技术、设备和材料。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节能技术研究开发作为政府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支持科研单位和企业开展节能技术应用研究，制定节能标准，支持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研究开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以及节能新产品、新技术，多渠道地开展国际、国内节能信息和技术交流。

第四十条 鼓励下列节能及综合利用能源措施：
　　（一）推广余热、余气、沼气、余压、垃圾、生物质能、煤矸石、油母页岩等资源综合利用发电技术；　

（二）采用洁净煤燃烧技术及替代燃料油技术，推广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和经济合理替代汽油技术；
　　（三）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利用电力系统低谷电能，推广蓄冷、蓄热技术；
　　（四）采用高效电动机、电机调速节电和电力电子节能技术、高效输配电技术；
　　（五）推广利用风能、太阳能、海洋能、水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

（六）采用其他节能新产品、新技术。

第四十一条 企业实施热电联产、热电冷三联产技术改造的，技术指标应当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禁止以热电联产、资源综合利用名义新建中、小型凝汽式发电机组。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热电联产机组、资源综合利用发电机组进行检测，并按照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规定进行认定，经认定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四十二条 加强农村能源建设，推广农村户用沼气，发展新型、高效的大中型沼气池，推广省柴节煤灶，发展风能、太阳能及农作物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系统。

鼓励更新改造农业提水排灌机电设施，淘汰和更新落后农业机械和渔业船舶装备。



第五章　激励措施



第四十三条　省和地级以上市财政应当安排节能专项资金，支持节能技术改造、节能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应用、重点节能工程的建设、节能宣传培训、表彰奖励、节能管理能力建设及政策研究等。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支持节能工作的开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积极参与制定节能地方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鼓励和支持企业对节能产品采用国际先进标准。

第四十四条　对生产、使用列入节能技术、节能产品推广目录的需要支持的技术和产品，对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的产品，以及购置用于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的，按照国家规定落实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通过财政补贴支持节能产品的推广和使用。

第四十五条　支持企业开展节能产品认证。取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设备应当优先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

第四十六条　引导金融机构为符合条件的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产品生产以及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优先给予信贷支持，促进节能技术研发和推广。

多方面拓宽融资渠道，引导民间资金加大对节能行业的投入，积极培育、指导节能领域先进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

第四十七条 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节能技术服务机构以及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为用能单位提供节能咨询和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产品）等技术服务，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享受国家和省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四十八条 本省按照国家规定实行有利于节能的价格政策，运用价格手段引导用能单位和个人节能。

实行蓄能电价、峰谷分时电价等电价制度，鼓励电力用户合理调整用电负荷；对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化工、造纸、纺织和其他主要耗能行业的企业，分淘汰、限制、允许和鼓励类实行差别电价政策。

第四十九条 利用风能、太阳能、海洋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量，符合上网条件的，电网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优先收购。

第五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节能管理、节能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中有显著成绩以及检举严重浪费能源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用能单位应当对节能工作取得成绩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阻碍或者拒绝接受节能监督检查的，由县级以上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节能监察机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单位产品能耗超过规定能耗限额标准或者能耗限额的，责令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或者在限期内经治理仍达不到要求的，由县级以上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节能监察机构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重点用能单位不按规定或者不如实填报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节能监察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重点用能单位不按规定编制节能规划、节能计划，开展能源审计的，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节能监察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不开展能源审计的实施强制审计。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制度不健全、节能措施不落实、能源利用效率低的，由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节能监察机构责令限期整改；不按规定整改或者整改没有达到要求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节能监察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使用节能专项资金的；

（二）不按规定的权限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在节能监督、检查工作中有其他不依法履行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用能单位，是指企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等使用能源的单位。

（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是指按照产品的计量单位计算，每一计量单位产品所分摊的综合能源消耗量（或者某一主要能源品种的消耗量）不得超过的最大数额。

（三）峰谷分时电价，是指根据用户用电需求和电网在不同时段的实际负荷情况，将每天的时间划分为高峰、平段、低谷三个时段或高峰、低谷两个时段，对各时段分别制定不同的电价标准，以鼓励用户和发电企业削峰填谷，提高电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四）电平衡测试，是指在确定的用电体系的边界内，对外界供给的电能（量）在用电体系内的输送、转换、分布、流向等供给电能（量）、有效电能（量）和损失电能（量）之间平衡关系进行考察、统计、测定、分析和研究的过程。

（五）电力需求侧管理，是指通过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和运作方式，引导电力用户改善用电方式，提高终端用电效率，提高供用电的经济性和可靠性，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和保护环境所进行的用电管理活动，包括负荷管理、节电管理等基本内容。

（六）合同能源管理，是指节能服务公司通过与客户签订节能服务合同，对节能项目约定节能目标和商业运作模式，并从客户进行节能改造后获得的节能效益中收回投资和取得利润的一种投资经营方式。

（七）节能自愿协议，是指工业企业 （行业）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就一定期限实现一定节能和环保目标，自愿与政府部门签订协议，作出承诺并付诸实施。

（八）能源审计，指具备条件的企业或接受其委托的节能服务机构依据国家有关的节能法规和标准，对企业和其他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的物理过程和财务过程进行的检验、核查和分析评价。

（九）热电冷三联供（产），是一种建立在能量梯级利用概念基础上，将制冷、制热（包括供暖和供热水）及发电过程一体化的总能系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不同品质的能量进行梯级利用，温度比较高的、具有较大可用能的热能用来发电，而温度比较低的低品位热能则用来供热或是制冷。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2003年5月28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同时废止。


牵连犯中牵连关系的新界定

钊作俊


内容提要 牵连关系是牵连犯认定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牵连犯的本质属性之所在。本文在对牵连关系诸种学说进行评析的基础上，主张牵连关系的成立以主客观结合说为妥，而牵连关系的主观因素是数行为犯罪目的的同一性，其客观因素则以刑法上的“实行行为”为标准予以认定，即只有当一个犯罪行为在刑法上被包含于另一个犯罪的实行行为之中时，方足以认定具备牵连关系之客观要素。
关键词 牵连犯 牵连关系 犯罪目的 实行行为

牵连犯之成立以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为必要，牵连关系作为牵连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牵连犯的本质属性之所在。应当说，对牵连关系的不同理解对于正确认定牵连犯的成立及其与其他罪数形态的区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因此对司法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拟就此进行重新审视，以期取得共识。
综观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的研究状况，如何界定牵连关系，可谓是观点极其分岐，认识颇不一致，概而言之，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曰主观说，又称犯意继续说。此说认为，数行为之间牵连关系的认定，应当以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为标准，即行为人在主观意思上是否以手段或者结果之关系使其与本罪发生牵连，有这种牵连的成立牵连关系，否则不足以成立牵连关系。也就是说，行为人所实施的数行为是用一个犯罪意思统一起来的。如日本著名学者牧野英一指出，牵连犯要件，就犯人之主观论之，只须犯人以手段、结果之关系使相牵连即可，且“以此为已足”。木村龟二也是此说的有力支持者，他指出，“牵连犯因在手段与结果之关系上，实现一个犯罪意思所综合、统一之两个部分的行为，故系一罪。其所以成立一罪者，乃系行为人曾在手段与结果之关系下，预见数个行为故也。”①旧中国的刑法学者王觐也明确指出：“余辈以主观说定犯罪单复之标准，凡犯人以单一之决意，使犯罪手段与本罪发生牵连关系者，悉以之为牵连犯。②
二曰客观说，又称客观事实说，即以客观事实基础，将牵连关系之点主要集中在行为的客观方面，以行为人所实施的本罪行为与其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着牵连关系为标准来判断牵连关系的有无，有这种客观上的联系的，成立牵连关系，否则不足以成立牵连关系。至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有使其成为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的意思，可以不问。在此说中，根据诸说之客观事实的侧重点之不同，复有包容为一说、不可分离说、形成一部说和通常性质说之分。
其一，包容为一说认为，在诸犯罪行为中，仅仅在客观上与其所实施的犯罪具有方法或者结果关系的，不一定都构成牵连犯，只有其方法行为与其目的行为或者其原因行为与其结果行为在法律上包含于一个犯罪构成事实之中，才能成立牵连犯。旧中国刑法学者老遇春即持此说，他主张：“所谓因犯罪方法所生他罪，须与所犯本罪均包含于一个犯罪之具体的构成事实中。换言之，即方法行为须为犯罪实行行为之一部，不过另自触犯一个他罪名而已。”③
其二，不可分离说认为，数行为之间有无牵连关系应当依客观的事实而不能以犯罪构成事实上的包容关系为限来考察，如果所实施的犯罪同其方法或者结果触犯的其他罪名具有不可分离的直接关系，也即犯罪的目的行为与其方法行为或者原因行为与其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密切关系的，成立牵连关系，否则不足以成立牵连关系。由于此说系以直接的密切关系为认定牵连关系有无的标准，故又被称为直接关系说。如日本的泉二新熊即主张，“必须手段与结果有不可分离之直接关系存乎其间，尔后始可将手段与结果包括的视为一个行为，是则所谓犯罪之手段行为，仅以该项行为为实行该犯罪之手段行为，而不以该犯罪之法定构成要件为限。”④
其三，形成一部说认为，数行为中，只有在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与本罪行为在法律上包含在一个行为之中时，才成立牵连关系。如德国学者李斯特指出：“某种犯罪的手段行为从属于某构成要件，或者是作为通常手段而默示为一罪时”，才成立牵连犯。①
其四，通常性质说认为，数行为中只有在通常情况下，一行为为某种犯罪之普通方法，或者一行为为某种犯罪之当然结果时方成立牵连关系。如旧中国刑法学者赵琛主张，所谓客观上的牵连关系，即是“自方法言，不外犯罪性质上普通所采之方法；自结果言，无非由某种犯罪所生之当然结果。”②
三曰折衷说，又称主客观结合说。此说认为，确定牵连关系的有无，应从主客观两方面的结合上来认定本罪与其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牵连关系。在此说者中间，由于侧重点或者考虑问题的不同，复有兼顾说、各顾说和综合说之分。
其一，兼顾说认为，确定牵连关系的有无，除了数行为之间应在客观上具有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关系而外，当须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牵连意思。旧中国刑法学者赵欣伯即主张，牵连关系之成立，系行为人“主观上以犯一罪之意思，客观上是通常采用之方法或者结果。”③显然，所谓的兼顾说在牵连关系的认定上采取的是主观之犯一罪之意思与客观之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相结合的态度。
其二，各顾说认为，对于牵连关系的认定，应当分别而论：就本罪与方法行为来说，可以牵连意思为标准认定牵连关系的有无；就本罪与结果行为来说，可以客观上通常情况为标准，而不问行为人主观意思如何。如台湾学者蔡墩铭即主张，“行为人既有犯罪之目的，其为达此目的而实施之犯罪，即方法行为也必在犯罪意思之内。在此情况下，原不难认定其牵连意思。故不妨以此为牵连犯之要件。至于结果行为，只要可认为因实施一定之犯罪而必然产生者，不问原来实施犯罪之人事先有无实施此一行为之意思，亦不妨认为牵连关系存在。”显然，所谓的各顾说在牵连关系的认定上是分别就本罪与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的关系而分别采取犯罪意思之主观牵连与必然所生犯罪之客观牵连的。
其三，就综合说而言，在我国刑法学界又有几种不同的表现。一说认为，牵连关系是以牵连意图为主观形式、以因果关系为客观内容所构成的数个相对独立的犯罪的有机统一体。所谓牵连意图，是指行为人对实现一个犯罪目的的数个犯罪行为之间所具有的方法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所谓因果关系，是指牵连犯的数个犯罪行为之间具有一致的内在特性，是数个犯罪行为之间合乎因果运动规律的联系和发展，行为人实施前一种原因性犯罪行为时就包含着实施后一种结果性犯罪行为的现实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不可避免的趋向。其中，牵连意图是认定牵连关系成立的主观根据，因果关系是认定牵连关系成立的客观基础。①二说认为，牵连关系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考察。就主观要素而言，牵连关系在于犯罪目的的同一性，犯罪目的的同一决定着牵连意图的存在，如果行为人的数行为不是为着实现一个统一的犯罪目的，那就不存在牵连意图。就客观因素而言，牵连关系需要数行为间具有主从关系，即数行为人之间不是一种并列关系而具有主从性质。②三说认为，牵连关系之成立，须在主观上以“一个犯罪目的”为标准，在客观上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犯罪目的，行为人主观上才有牵连意图；也只有在客观上行为人的方法行为与其目的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在法律上包含于一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之中时，才能作为认定牵连关系客观要件之标准。③四说认为，牵连关系的认定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考察，在主观上行为人具有牵连的意思，在客观上数行为之间具有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关系。④
综观上述诸说，主观说主张牵连关系之成立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对其所实施的本罪行为与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有所认识，即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使数行为之间具有牵连意图，这是其合理科学的成份。应当说，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一定的牵连意图是牵连关系成立的主观根据，脱离主观上的牵连意图就无法正确认定数行为之牵连关系的存在。但主观说过于强调牵连关系中的主观要素，甚至把牵连意图、牵连意思绝对化，认为“以此为已足”，而不需要考虑数行为的客观面即其客观要素上的紧密联系，显然过于片面，背离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理论。以此为依据，对于行为人出于同一犯罪目的而实施数个没有客观之牵连关系的独立行为，如出于同一个非法占有目的先后实施盗窃、诈骗、抢劫的，即使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犯罪意图上的同一性，数个侵犯财产的行为都为着实现同一个非法占有目的，但由于数行为间不具有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客观上的紧密联系，当然不存在牵连关系。显然，仅仅以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无牵连意图为标准并无以准确地界定数行为间的牵连关系。
就客观说而言，不管是包容为一说、不可分离说，还是形成一部说、通常性质说，都强调牵连关系的有无应当以行为人客观面即其外部的客观事实为标准，而不问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如何，只要数行为在客观面上具有牵连关系的，都成立牵连犯。这种脱离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来谈论所谓的客观联系的观点，在批评主观说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主张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而从另一个方面犯了绝对化、片面化的错误，同样背离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理论。何况，如何认定以及以什么为标准来认定所谓的“通常性质”、“直接关系”、“牵连关系”、“一个行为”等，又都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
折衷说主张牵连关系是主观因素即主观上的牵连意思与客观因素即客观上的牵连关系的统一，即牵连关系的形成既不能脱离主观面即行为人的主观因素，也不能脱离客观面即行为的客观因素。因此，较之于单纯的主观说和客观说而言，折衷说相对来说较为合理和科学，至少从方法论上不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理论，应当说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界定牵连关系的较为科学的方法。但很遗憾，其中的诸多观点都颇值得研究。如“兼顾说”所主张之客观上系“采用通常之方法或者结果”，但何谓“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以什么为标准，是以一般的社会的通常的人还是以行为人本人为标准，又由谁或者哪个机构来认定，是由行为人还是由一般人来认定，抑或是由法官来认定，都存在着诸多不易解决的实际问题。如为诈骗而伪造公文证件的，伪造公文证件是否诈骗的通常的方法行为呢，恐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从而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依一般人之认识，实施诈骗不需要伪造公文证件的，因此，不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通常的牵连关系；但就本案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而言，诈骗是通过伪造公文证件来实施的，后者正是前者的手段行为，前者也正是后者的目的行为，两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显然，所谓的“通常的”标准不足以一划牵连关系。而各顾说所采之分别就本罪行为与方法行为、本罪行为与结果行为分别定之以主观或者客观的不同的标准，认为本罪行为与方法行为的牵连关系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牵连意思为标准，而本罪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则以数行为客观上的通常情况为标准，不但人为地割裂了主观上的牵连意思和客观上的牵连关系，实际上分属于主观说和客观说，从而具有主观说和客观说的相同缺陷。何况，“通常关系”的界定又是如此之难！
在综合说中，第一种学说主张牵连关系是以牵连意图为主观形式、以因果关系为客观内容所构成的数个相对独立的犯罪行为的有机统一体，显系意欲从主客观两方面的结合上论证牵连关系，这是其值得肯定之处。但如何认定主观上的牵连意图，又怎样界定数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刑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如果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数行为在主观上不具有牵连意图，是否成立牵连关系？因果关系是原因与结果的本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如果是非本质的、偶然的、甚至多因一果或者一因多果的联系，可否成为牵连关系的客观基础？如伪造公文证件诈骗，伪造公文证件这一手段行为与诈骗这一目的行为就不存在本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联系，他可以采取伪造公文证件的形式诈骗，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诈骗，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诈骗，由行为人根据具体的情况予以决定。显然，这种观点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观点。第二种学说主张，牵连关系是主观上犯罪目的的同一性与客观上数行为间的主从关系的有机统一。这种观点用犯罪目的的同一性界定牵连关系的主观要素，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牵连犯，不管是手段与目的的牵连，还是原因与结果的牵连，都具有同一的犯罪目的。虽然数行为都具有各自的犯罪目的，手段行为有手段行为的目的，目的行为也有目的行为的目的；结果行为有结果行为的目的，方法行为也有方法行为的目的，但其终极目的却只有一个，即数行为是统一于一个犯罪目的的。也就是说，犯罪目的的统一性是牵连关系存在的主观基础。但这种观点同时主张，数行为之间具有主从关系是牵连关系存在的客观基础，恐怕难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所实施的数行为中，哪个行为是主行为，哪个行为是从行为，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如何界定，又根据什么标准由谁来界定，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即使数行为间不具有主从关系，也不能说不存在牵连关系。如为实施抢劫犯罪而盗窃枪支并予以私藏的，抢劫犯罪、盗窃枪支、私藏枪支等数行为中，哪种行为是主行为，哪种行为是从行为并不容易界定。显然，此说又不是科学合理的。第三种折衷的观点主张，牵连关系的认定，在主观上应当以“一个犯罪目的”为标准，在客观上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犯罪目的，行为人主观上才有牵连意图；也只有在客观上行为人的方法行为与其目的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在法律上包含于一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之中时，才能作为认定牵连关系客观要件之标准。这种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认定客观上之牵连关系有无的观点，与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要件的主线地位相一致，体现了犯罪构成的作用，但以“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为定客观牵连之标准，似范围太大，因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不仅仅包括着危害行为，也包括着危害结果，甚至包括着其他客观因素如犯罪的特定时间、地点等。第四种折衷的观点主张，牵连关系的认定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考察，即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牵连的意思，在客观上具有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如前所言，何谓牵连意思，具有牵连意思是否足以成立牵连关系；何谓通常的方法或者结果，如何认定以及以什么为标准来认定，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牵连关系的成立固然需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结合上予以认定，但如何正确、科学、合理地界定其主观面和客观面，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和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只关注行为人的主观因素而忽视行为的客观因素，就会将数个在客观上不具有牵连关系的情形也当作牵连犯予以认定，从而导致主观主义的错误；如果只关注行为的客观因素而忽视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就会将在主观上并无联系的数个犯罪行为当作牵连关系加以认定，从而导致客观主义的错误；如果不对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关系作一个科学合理的界定，牵连关系的认定同样无标准可言。那么，如何认定牵连关系中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呢？如上所述，我们主张以数行为间具有牵连意思或者牵连意图为必要，而这种牵连意思或者牵连意图是以犯罪目的上的同一性为必要的。因为，仅仅具备这种牵连意思或者牵连意图还不足以达到牵连关系主观方面的要求，牵连关系的主观面是一个较之牵连意思或者牵连意图更为主观化、更具有目的性的东西，要具备主观上的要求，须数行为之间为着同一个犯罪目的，即数行为统一于同一个犯罪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犯罪目的，不是指作为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目的，而是指行为人通过实施数行为所追求或者希望达到的犯罪结果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同时，牵连犯的数行为仅仅具有一个犯罪目的，也不意味着只有本罪行为才有犯罪目的，即使是他罪行为包括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都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如为招摇撞骗而伪造公文证件的，伪造公文证件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招摇撞骗也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但伪造公文证件的目的是为招摇撞骗目的服务的，招摇撞骗才是行为人的终极目的。正是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牵连关系涉及的数行为才是为着同一个犯罪目的的。同时，也正是由于数行为是统一于同一个犯罪目的，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数行为以及数行为之间的目的与手段、原因与结果关系才有所认识，并进而通过积极的行为予以完成，从而也才能存在着所谓的主观上的牵连意思或者牵连意图。正如有学者所言，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决定着牵连意图的存在，如果行为人的数行为不是为着实施一个同一的犯罪目的，就不存在牵连意图。反过来说，行为人的牵连意图也只有通过对他所追求的同一的犯罪目的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予以认定。①
从牵连关系的客观方面讲，作为数行为的客观因素之界定标准，首先应当具有规范性，其次要具有可操作性。从规范性的要求出发，这种界定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以限制办案人员的主观随意性，；从可操作性的要求出发，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以加强办案人员操作上的统一性。②那么，如何界定这一客观要素呢？如前所述，既不能以所谓的“通常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为标准予以认定，又不能以数行为之间的直接关系或者密切关系为标准予以认定，更不可以内容宽泛的“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和笼统的“行为”①为标准认定，而应当以刑法上的“实行行为”为标准予以认定，即只有当数行为中的某一行为在法律上被包含于另一个犯罪的实行行为之中时，方足以认定具备牵连关系之客观要素。这是因为，首先，牵连关系是数行为的牵连关系，没有数行为即不存在牵连关系。数行为如果不统一于刑法上的犯罪的实行行为，则不可称之为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其次，客观上的牵连关系以法律上所规定的犯罪的实行行为为标准，不但具有刑事法律上的根据，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其三，数行为所统一的刑法上的犯罪行为，仅仅指实行行为，而且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实行行为，而不包括非实行行为如预备行为、中止行为等。如为招摇撞骗而伪造公文证件的，伪造公文证件是招摇撞骗的具体方法，被包含于虚构并利用这一招摇撞骗的范围之中，没有伪造公文证件的行为，其招摇撞骗也不会得逞，因此成立牵连关系。而盗窃枪支后私藏的，私藏枪支行为在法律上不被盗窃枪支行为所包含，他们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分属于不同的罪名，因此属于吸收犯而不成立牵连犯。为盗窃而侵入他人住宅的，侵入他人住宅虽然是刑法上的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实行行为，但在本案中它却是实施盗窃的预备行为，在定性的时候，这种预备行为应当被实行行为所吸收，从而成立吸收犯，而不成立牵连犯。如果象有学者所言，把这种不具有独立意义的预备行为当作实行行为，从而将这种情况当作牵连犯，那么，就不存在吸收犯中的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而构成的吸收犯。如斯，吸收关系的范围必得进一步限制。并且，在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要素中，盗窃罪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秘密性是盗窃行为的最重要要素，而非法侵入住宅并不一定是秘密，也有公开的侵入行为，因此，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与盗窃行为不属于法律上的一个实行行为，故不成立牵连关系。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本文已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3期

①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②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③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④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
① 参见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55页。
② 参见赵琛：《新刑法原理》，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403页。
③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页。
①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609页；姜伟著：《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447-452页。
②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84页。
③ 参见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56—57页。
④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① 参见吴振兴：《罪数形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② 参见刘宪权：《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1期，第56—57页。
① 行为有刑法上的行为，又有非刑法上的行为；在刑法上的行为中，有犯罪行为，又有非犯罪行为；在犯罪行为中，有实行行为，又有非实行行为。显然，以数行为是否包含于一个“行为”作为界定客观的牵连关系的标准，不甚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