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取保候审适用条件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王占洲 林苇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法二系刑法教研室 贵州 贵阳550005）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团委 贵州 贵阳550005）
摘要：在我国目前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规定中，尚存可能发生理解分歧的问题，已无法满足提高司法透明度和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因而有必要从理论高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保证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内容以及领会其中蕴涵的法律精神能够被清楚、准确地理解。
关键词：取保候审 适用条件

《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的取保候审适用条件是司法机关办理取保候审的法律依据，从法理上讲，法定的适用条件无论是对适用者还是被适用者都应当是明示的并且应当是明确无争议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国立法中普遍存在的因追求叙述简练而造成发生理解分歧的问题在这些规定（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也同样存在，而且这种理解上的分歧已经让司法实践中的司法人员和刑事诉讼当事人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感到困惑，反映在实际操作上就是无法满足提高司法透明度和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要求。因而准确地理解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内容以及领会其中蕴涵的法律精神，对整个取保候审制度的操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下我们对司法实践中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作一论述。
一、在理解时要注意《刑事诉讼法》第51条中所谓的“可能判处”的具体含义。
这里“可能判处”的刑罚不是绝对地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文中的法定最高刑，也不是指该条文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某种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当然更不可能是法定最低刑。在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中“可能判处”的刑罚是指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认定的对其可能适用的刑罚，或者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事实应当适用的具体刑法条文对其可能具体适用的刑罚。当然在最终适用时可能是最高刑也可能是最低刑，这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必须根据涉嫌的犯罪事实来决定，而绝不能简单地以其涉嫌的犯罪行为所触犯的刑法条款中法定最高刑或最低刑作为其“可能判处”的刑罚。“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即指司法机关根据初步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认定的对其可能适用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司法机关已经查明的涉嫌犯罪事实，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所认定的对其可能适用有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上述论证基本可以解决理论上对“可能判处”的理解问题，但在实际操作时还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比较典型的有：
（一）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是否需要证明？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简单地认为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是一种自由心证，对嫌疑的犯罪，只要刑法的相关条文或量刑幅度中规定有的刑罚手段，均可以认为是“可能判处”的刑罚，而无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证明，并认为这就是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刑事司法权。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它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是非常有害的。理由有：1、刑法在规定法定刑时采用的是相对法定刑的原则，而且尽管为危害程度不同的犯罪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但法定刑通常都只一种量刑幅度，不可能做到对一种犯罪明确地规定适用哪一种刑罚，例如第234条第1款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235条 “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都属于这种情况，在同一个量刑幅度中既有有期徒刑也有拘役或管制，如果对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不加证明，便无法区分到底应当适用有期徒刑还是管制或拘役。而如果将这种确认交由司法机关任意选择的话，那么《刑事诉讼法》又有什么必要在第51条中分别规定两种不同的适用条件呢？2、司法工作人员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可能判处”何种刑罚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假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为前提而做出的对其适用刑罚处罚的预判决，或者说是一种模拟审判中的模拟判决，但无论将其称之为假设还是模拟，从逻辑上讲，都是先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的某具体犯罪，然后才能得出根据其犯罪事实可能适用何种刑罚的结。对此，曾经有同志提出，既然未经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就认为人家有罪，这不是违反“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吗？当然这一考虑是多虑了，因为“确定有罪”与“假定有罪”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容上却千差万别，两者完全不能等同。但这毕竟说明了一个问题，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实际就是在预演人民法院的审判和判决，那么它也必须遵循人民法院审判和判决的原则，去对“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涉嫌的犯罪事实进行证明，只不过在证明的程度上不可能要求其完全达到人民法院审判和判决的标准，但至少有三点是必须证明的，即应当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施的，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符合刑法分则关于某一具体犯罪的全部犯罪构成具体的量刑幅度。
（二）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是否包括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这也是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有些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侦查、检察人员容易忽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并认为这些情节应当是人民法院审判时由律师和法官考虑的问题，在审前阶段则无须考虑。但事实上，对于实施了相同犯罪行为的被告人，因为其犯罪情节的不同会最终导致适用不同的刑罚，在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时如果不考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那么最终结论也就不可能是准确的，例如甲乙两个被告人同样是因为过失行为致被害人重伤而触犯了刑法关于过人致人重伤罪的规定，原则都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量刑幅度内决定对他们适用的刑罚，但实际适用的刑罚会因为犯罪情节上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甲如果没有任何罪轻情节，对他适用的刑罚就可能是有期徒刑包括最高刑三年，而乙如果有自首或立功或防卫过当等罪轻情节，对他适用的刑罚就极有可能是拘役。虽然这时对“可能判处”的刑罚的认定只是一种发生在程序意义上的对实体判决的预测，不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的实体判决造成直接影响，但这肯定会影响司法工作人员对强制措施的选择，当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强制措施时，司法工作人员对其认为“可能判处拘役、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的概率非常大，而对其认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更愿意适用逮捕。这种影响显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是直接相关的。据此，我们认为认定“可能判处”的刑罚时应当考虑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情节。
（三）司法工作人员是否需要将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这也许是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处理取保候审时最不耐烦的一个问题，告诉他们“可能判处”刑罚的结论还不够吗？难道他们还不清楚他们自己的罪行吗？告诉他们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有什么用？他们有权利知道吗？基于这样一些想法，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通常不会将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样做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而且没有实际的意义，好象只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但事实这来源于深层次的观念上的原因，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已经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定为罪犯，认为对其适用强制措施只不过在对其适用刑罚之前履行的一些必要的手续，既然最终都会被适用刑罚，适用或者不适用强制措施、适用这种或那种强制措施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于决定者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区别，但对于被决定者来说却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尚不能肯定会被确定为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是否受到不必要的非法的限制或者剥夺。而且，即使是经过精密的诉讼程序由专业博学的法官所做出的刑事判决也不能完全保证其内容的准确性，对此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异议，立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审判监督程序等等也都是因为发生错误的可能性是不可 避免的，也许这种不可避免的错误会在很长时间里持续存在。相比之下，不经审判而由司法工作人员个人（特别是那些未受过专业教育的侦查员）依据尚不能确定的信息所做出的对未来“可能判处”的刑罚的推测，则更容易发生错误。虽然立法者无视这种错误发生的可能性或者是认为这种错误对整个刑事诉讼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没有为这种可能发生的错误设置相应的救济程序，但被决定者总有权利通过其它程序来解决这种错误罢，比如说控告（第14条第3款“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要提出的控告需要有明确的理由和证据，而这理由和证据很多时候就存在于司法工作人员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里。因而，我们认为司法工作人员需要将认定“可能判处”刑罚的根据及其证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然可以设计专门的程序以使这种告知是不会加大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二、在理解时要注意《刑事诉讼法》第51条中“可以取保候审”的含义。
准确的说就是要注意正确理解“可以”在本条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含义。本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这是一个典型的授权性规定，即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和公安机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问题在于这项权利到底有多大。司法实践中的司法工作人员通常将这项权利理解为“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也可以不适用取保候审”，理由是在法律规定中“可以”本身就是一个或然性规定，当规定可以做某事的时候，这里就包含着可以做某事和可以不做某事两种权利，而选择其中任何一项权利都是合法的。这种理解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即当申请人以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为理由向司法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时，司法工作人员在不能推翻申请人的理由的情况下，也能随意地拒绝申请人的取保候审申请，其依据同样是第51条，既然法律只是规定“可以取保候审”而不是“应当取保候审”，那么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论是决定适用取保候审还是决定不适用取保候审都不违反第51条的规定，都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例如甲涉嫌收赃罪（《刑法》第312条“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被立案侦查，侦查中甲供认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因未能提供侦查人员要求提供的向其销售赃物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被侦查人员认为其不配合侦查，存在通知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同其他犯罪嫌疑人串供的可能性，遂以《刑事诉讼法》第60条为依据，认为甲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批捕获准后，即对甲依法逮捕。三周后同甲有联系的所有其他犯罪嫌疑人均已归案，甲的律师便以原来逮捕的理由已不存在、对甲适用取保候审已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为由向公安机关申请取保候审，公安机关的承办人员在不能推翻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理由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取保，并告知律师《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符合第51条的情况下只是“可以”取保候审，办案人员有权根据办案需要选择同意取保候审或者不同意取保候审。而他选择了不同意取保候审，因为他认为继续羁押能够更方便其办案的需要。本案中办案人员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但这种做法及其支持这种做法的相关认识是否真正反映了《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立法原意呢？对此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第51条的立法原意，理由有如下几点：
（一）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可以A”这一或然性表达式当然包含有“既可以A也可以非A”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在任何情况下“既可以A也可以非A”都是“可以A”所要反映的唯一内容。首先，从模态真值表我们可以看出，“可以A”与“可以非A”之间的关系是“两者决不同假，两者有时同真”，也即“可以A”和“可以非A”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的同真，而只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或者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同真，因而，“可以A”同“既可以A也可以非A”之间并不具有唯一性。其次，从表达式的解释来看，对一个模态表达式的解释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可能存在四种解释方法即逻辑解释、动因解释、价值解释和命令解释，而且每一种都还需要参照某些逻辑之外的因素作相应的辅助说明（如：在逻辑解释中——涉及陈述的命题，因而涉及有关知识；在动因解释中——涉及作为有关事物原因的一系列现实因素；在价值解释中——涉及到某人的评价；在命令解释中——涉及特定部门要履行某事态有那些有效规范）。具体反映在“可以A”这一表达式中即为：在逻辑解释中，“可以A”是指在我们已知的命题中（即在已知为真的命题中），没有任何命题会推出‘A’为假，即假定命题A不会与已知的真命题相矛盾；在动因解释中，“可以A”表示在这个情况下不存在使“A”不能出现的因素，或者说不存在引起非A事态的原因；在价值解释中，“可以A”是指如果是A，那么按某种评价，这并非不好；在命令解释中，“可以A”这一表达式的内容比较复杂，需要考虑到事实A（关于某人的行为）和某些规范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这类情况中，“可以A”这一表达式是在多种意义上使用的。再次，从模态命题的内容来看，对表示“可以A”的或然命题（problematic propositions)也存在着两方面的理解——单向的可能性（unilateral possibility)和双重的可能性（bilateral possibility)，双重的可能性是指“可以A”包括既可以A又可以非A，而单向的可能性则指“可以A”只涉及到可以A这一种情况，而没有考虑是否可以非A的情况。据此我们可能看出，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并不能绝对地等同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可以取保候审又可以不取保候审”。
（二）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如果将“可以取保候审”完全等同于“既可以取保候审又可以不取保候审”，有悖于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立法法》第6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所谓“科学地规定”是指法律规定必须清晰明确，不会使公民在理解时出现重大疑惑，所谓“合理地规定”是指法律在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时必须遵循权利义务相一致、权利制约的原则。而如果将“可以取保候审”当作“既可以取保候审又可以不取保候审”来理解（以下简称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则不符合这两项要求。首先，这种理解使得《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失去效能，不仅普通公民甚至连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确认适用取保候审的最终适用条件。“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取保候审的法定条件，从《刑事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中，这一规定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具有条件的特性，因为在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的情况下，司法人员仍然可以在“可以取保候审”或“不可以取保候审”之间进行选择，而且当什么时候“可以取保候审”什么时候“不可以取保候审”，却不是明示的，具体说就是司法人员在选择是否适用取保候审时，《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的两种情形已不再是条件（因为它并不能决定司法人员是否适用取保候审），可能说它是前提要更为恰当一点，即当且仅当符合这两种情形时，司法人员才会考虑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适用取保候审却不清楚，那么司法人员到底是以什么作为判断是否取保候审的法定依据呢？对“可以取保候审”作无条件的双重可能性理解时，这种缺陷实际上是无法弥补的。其次，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司法人员决定是否适用取保候审的权利事实上是变得无限大。按照这种理解，司法人员可以自由地判断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而无须去考虑这种决定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因为在这种理解中，“可以取保候审”被解释为绝对的授权性规定，即其本身就已经包含有做出“既可以取保候审也可以不取保候审”两种判断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判断的权利没有任何的限制，既没有明示的法律条文中的直接的限制，也没有法理上的间接的限制，其导致的结果就是司法人员可以凭其个人好恶来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无须任何理由也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当然实践中的同志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很多人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因为这本来就是法律赋予司法人员的一项自由裁量权，据此，司法人员当然可以自由地决定取保候审的适用了。但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对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曲解，从法理上讲，自由裁量权从来都不是一项无限制的权利，它在法学理论、法律规定、适用者和适用对象等多方面都存在着的明显的限制条件。
综上，我们认为对“可以取保候审”不能绝对地理解为“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也可以不适用取保候审”，而是应当作附条件地理解，即司法机关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适用取保候审，但在特殊情况下不能适用取保候审。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印发《人感染猪链球菌病诊疗方案》的通知



卫医发〔２００６〕４６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是由猪链球菌感染人而引起的人畜共患疾病，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２００５年，四川省发生了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导致３８人死亡。为了提高我国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诊疗水平，实现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我部委托中华医学会组织编写了《人感染猪链球菌病诊疗方案》。现印发给你们，以指导各地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医疗救治工作。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
人感染猪链球菌病诊疗方案

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是由猪链球菌（streptococcus suis）感染人而引起的人畜共患性疾病。从事猪的屠宰及加工等人员为高危人群，本病主要通过皮肤的伤口而感染。临床表现为发热、寒战、头痛、食欲下降等一般细菌感染症状，重症患者可合并中毒性休克综合征（toxic shock syndrome, TSS）和链球菌脑膜炎综合征（streptococcus meningitis syndrome, SMS）。
1968年丹麦学者首次报道了3例人感染猪链球菌导致脑膜炎并发败血症病例，1975年荷兰也出现了散发病例的报道。此后，中国香港、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西班牙、日本、泰国、瑞典及中国内地陆续有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报道。截至2000年，全球已报道了200多例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病例，报道病例较多的国家或地区普遍养殖业发达或有食用猪肉的习惯，病例呈高度散发态势。在我国，1998年江苏省报告了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发病25例，死亡14例；2005年6月至8月，四川省发生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爆发疫情，为国内外迄今为止见于报道的最大规模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发病数204例，死亡38例。

【病原学】
猪链球菌属链球菌（streptococcus）科，革兰染色阳性，呈球形或卵圆形。链球菌科有30个以上的菌属，分类有数种方法，根据链球菌兰斯菲尔德（Lancefield）分类法，将猪链球菌分到了R、S、T群。近年根据细菌荚膜多糖抗原的差异，将猪链球菌分为35个血清型，即1～34型和1/2型，其中1/2型为同时含有1型和2型抗原的菌株。2型猪链球菌主要是R群，而1型猪链球菌主要是S群。
迄今为止，文献报道感染人的猪链球菌分别是2型、1型和14型，尤以2型为常见，也是最常被分离到的猪链球菌型别，其他两个型别仅有个案报道。
一、猪链球菌的理化特性
该菌无芽胞，有荚膜，在血平板上生长呈细小菌落，无色，半透明，直径0.5～1 mm，边缘整齐，凸起，光滑。根据溶血情况分类，猪链球菌在羊血平皿上表现为α溶血， 而在马血平皿上表现为β溶血。适宜的培养基为血培养瓶及血平皿，培养温度37 ℃、时间18～20小时。新分离的猪链球菌，形态较典型，链长可达20多个菌体；二代培养后细菌形态不典型,甚至变为革兰阴性球杆菌,不成链。因此在诊断、研究时，对刚分离到的细菌形态进行观察十分重要。猪链球菌对环境理化因素的抵抗力差，对常见消毒剂都敏感。
二、毒力因子
目前认为，较为重要的猪链球菌毒力因子主要有：
1．荚膜多糖（CPS）：是目前惟一被确认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毒力因子。
2．溶菌酶释放相关蛋白（muramidase-released protein, MRP）和细胞外蛋白因子（extracellular factor, EF）：除荚膜多糖外，这两种蛋白是最常用于评价猪链球菌毒力的指标。
3．猪链球菌溶血素（suilysin）：溶血素被认为是几种细菌的主要毒力因子，可能在猪链球菌侵入和裂解细胞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44000蛋白、IgG结合蛋白及其他因素：44000蛋白为2型猪链球菌的胞壁蛋白，IgG结合蛋白属热休克蛋白，有报道认为也与毒力相关。菌毛(fimbriae)、黏附因子(adhesions)也是一些细菌常见的毒力因子。
三、MLST分析
对我国江苏和四川省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爆发期间分离到的菌株，进行多位点序列分型（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证实均为序列7型（MLST 7型）。

【发病机制、病理改变与病理生理】
猪链球菌感染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经伤口的直接接触感染。猪链球菌经皮肤或黏膜的伤口进入人体，进入血液循环后在血液中迅速生长和繁殖，即败血症，细菌随血液循环进入人体的各器官、组织，致多器官、组织发生病变。细菌并释放毒素，致机体发生严重的中毒反应，即毒血症。重症感染及细菌毒素的作用，致血管内皮损伤，以及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并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DIC)，导致全身性微循环障碍，多器官功能衰竭。
人感染猪链球菌临床主要有两种严重表现形式，即SMS和 TSS。SMS的主要病理表现是化脓性脑膜炎，脑膜血管充血明显，并有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而其他脏器的病理改变轻微。
TSS的特征是败血症休克合并DIC，病理表现为全身多器官、组织实质细胞变性和坏死，以及不等量的中性粒细胞浸润，间质内血管明显充血、漏出性出血，毛细血管内微血栓（透明血栓）形成。主要受累器官的表现为：①皮肤、黏膜（胃肠道、呼吸道及泌尿生殖道）与浆膜出现瘀点和瘀斑；心、肝、肾、肾上腺、食管和肠道等脏器出血，血液不凝固，颜色鲜红；部分器官（肺、肾）毛细血管内有数量不等的微血栓（透明血栓）形成，后者呈PTAH染色阳性，支持为纤维蛋白性血栓。②肺充血、水肿，灶性和片状出血，以及毛细血管内微血栓形成。③急性脾炎。④肝脏轻度肿大，肝细胞点状、灶性或片状坏死。⑤肾脏充血、出血，肾小球毛细血管内数量不等的微血栓形成。⑥心肌纤维变性、点状坏死及炎细胞浸润，间质血管充血伴多灶性出血。⑦浆膜腔积液，如胸腔、心包腔和腹腔积液等。病变以肺、肾脏和心脏为甚，而脑和脑膜的病变不明显。⑧有的病例可见皮肤有伤口，常见于手臂与足等处。
重症猪链球菌感染者可合并DIC。病理表现为全身多器官、组织内毛细血管漏出性出血，血液不凝固，继而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和休克。
休克是强烈的致病因子作用于机体引起的全身危重病理过程，多种原因可致休克。重症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患者发生休克应是多种原因所致，包括①某些炎性介质的作用引起静脉和毛细血管扩张，致血管总容积增加；②DIC致广泛性毛细血管漏出性出血使血容量减少；③心肌病变致心输出量减少等。
SMS患者，因脑脊髓膜血管高度扩张充血，蛛网膜下腔增宽，大量中性粒细胞、纤维蛋白及液体渗出导致脑脊液量增加，而引起颅内高压，患者可有头痛、喷射状呕吐以及病理征阳性等症状和体征。因颅神经受累，患者可有不同程度的听力障碍，甚至永久性耳聋。

【流行病学】
一、传染源
感染猪链球菌的病（死）猪是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主要源头。另有文献报道，一些病死的鹿、羊、鸡、鸭、马、猫、狗及反刍动物体内能分离到2型猪链球菌，但这些动物是否为传染源尚待进一步研究。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人感染猪链球菌病能在人与人间传播。
二、传播途径
人感染猪链球菌主要因接触被猪链球菌感染的生猪和未加工的猪肉制品，经皮肤破损的伤口或眼结膜而感染。是否能通过呼吸道，借助气溶胶由病猪而感染人仍有待深入研究。
三、人群易感性
人群普遍易感。直接接触感染的病（死）猪或猪肉制品的人群为高危人群，有皮肤破损者极易发病。国外多数学者认为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是人类一种重要的动物源性职业病。免疫功能缺陷的人群感染猪链球菌，往往病症较重。
四、流行特征
本病的流行特征还不完全清楚，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常伴随猪群中链球菌病的爆发而高度散发，已报道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例常发生于夏季。猪间猪链球菌感染的扩散可能与高温潮湿的环境密切相关，因此高温潮湿也很可能是间接导致人感染猪链球菌病夏季发病增加的因素。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与性别、年龄没有必然联系，但与职业有很大关系，从事猪的养殖或者是参与猪的屠宰、加工、配送、销售及烹调的人员均属高危人群，尤其是宰杀病（死）猪者危险性更大。

【临床表现】
潜伏期数小时～7天，一般为2～3天。潜伏期长短与感染病原体的毒力、数量以及机体免疫力等因素有关。一般来说，潜伏期越短，病情越重。
一、临床症状和体征
急性起病，轻重不一,表现多样。
1．感染中毒症状：高热、畏寒、寒战，伴头痛、头晕、全身不适、乏力等。
2．消化道症状：食欲下降、恶心、呕吐，少数患者出现腹痛、腹泻。
3．皮疹：皮肤出现瘀点、瘀斑，部分病例可出现口唇疱疹。
4．休克：血压下降，末梢循环障碍。
5．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表现：脑膜刺激征阳性，重者可出现昏迷。
6．呼吸系统表现：部分严重患者继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出现呼吸衰竭表现。
7．听力、视力改变：听力下降，视力下降，且恢复较慢。
8．其他：少数患者可出现关节炎、化脓性咽炎、化脓性淋巴结炎等，严重患者还可出现肝脏、肾脏等重要脏器的功能损害。
二、临床分型
根据临床表现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1．普通型：起病较急，发热、畏寒、头痛、头晕、全身不适、乏力，部分患者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表现，无休克、昏迷表现。
2．休克型： 在全身感染基础上出现血压下降，成人收缩压低于90 mmHg（1 mmHg＝0.133 kPa），脉压小于20 mmHg，伴有下列两项或两项以上：①肾功能不全；②凝血功能障碍，或弥散性血管内凝血；③肝功能不全；④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⑤全身皮肤黏膜瘀点、瘀斑，或眼结膜充血；⑥软组织坏死，筋膜炎，肌炎，坏疽等。
3．脑膜炎型：发热、畏寒、全身不适、乏力、头痛、呕吐。重者出现昏迷。脑膜刺激征阳性，脑脊液呈化脓性改变。
4．混合型：兼有休克型和脑膜炎型表现。

【实验室检查】
一、一般试验室检查
1．血常规：白细胞计数增高（重症患者发病早期可以降低或正常），中性粒细胞比例增高。严重患者血小板降低，继发DIC者血小板可以严重降低。
2．尿常规：蛋白（＋），部分患者酮体阳性。
3．生化检测：部分患者ALT 、AST、TBil增高，白蛋白降低；Cr、BUN增高。
4．脑脊液：化脓性脑膜炎患者，颅内压增高，白细胞明显增高，常达500×106／Ｌ以上，以多核细胞为主，蛋白增高，糖和氯化物降低。
5．血气分析：严重患者多出现代谢性酸中毒、呼吸性碱中毒及Ⅰ型呼吸衰竭，表现为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血浆实际碳酸氢根（HCO3-）和动脉血氧分压（PaO2）均降低。晚期可出现呼吸性酸中毒及Ⅱ型呼吸衰竭，表现为PaCO2增高，HCO3-与PaO2降低。
6．DIC指标：出现DIC的患者，3P试验阳性、D-二聚体增高、血小板降低。
二、病原学鉴定
猪链球菌的实验室检测主要是对细菌培养所获得的菌株分离后进行生化鉴定、血清分型以及特异性基因检测。目前尚无成熟的特异性抗体检测方法。
1．标本采集及病原体分离
采集患者的血液、脑脊液或尸检标本，直接接种于猪链球菌最佳培养基进行培养分离。如条件所限，不能立即接种，应4℃保存或冷藏送检，争取及时培养。
2．生化鉴定
对分离到的菌株应用API生化鉴定系统的Api20-step手工鉴定条及Vitek-compact2或其他生化鉴定系统进行鉴定，可直接鉴定到种。
3．血清分型
对经过生化鉴定的菌株用猪链球菌1～34型血清或用单克隆抗体进行分型。实验方法：取1滴链球菌分型血清或单克隆抗体悬滴于载玻片上，与1滴菌悬液充分混合，或用接种环刮取单个菌落直接与血清混合，观察是否出现凝集反应，同时用生理盐水做对照。
4．PCR基因鉴定
挑取分离纯化的菌落或选择平板上湿润的可疑菌落，利用特异引物进行PCR扩增。进行链球菌属特异性引物（tuf）、猪链球菌种特异性、猪链球菌2型荚膜多糖基因（cps2j）、猪链球菌溶菌酶释放相关蛋白编码基因片段（mrp）及猪链球菌溶血素基因（sly）检测。对已经大量使用抗菌药物治疗的患者，可将采集标本直接进行PCR法检测，确认猪链球菌种特异性基因（16SrRNA），以及特有的毒力基因，若为阳性者则作为确诊病例。

【诊断】
综合患者的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诊断，并应注意排除与本病表现相似的其他疾病。
一、诊断依据
1．流行病学史：起病前7天内有与病（死）猪等家畜直接接触史，尤其是皮肤黏膜破损者宰杀病（死）猪，切洗加工或销售病猪肉，埋葬病（死）猪等。
2．临床表现：急性起病，有畏寒、发热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伴有TSS或SMS表现，或同时存在TSS和SMS表现。
3．实验室检查：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增高，以中性粒细胞为主；细菌培养阳性或特异性基因检测阳性。
二、诊断标准
1．疑似病例：发病前7天内有与病（死）猪等家畜直接接触史，具有急性全身感染中毒表现；或在上述流行病学资料基础上，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比例增高。
2．临床诊断病例：具有上述流行病学史，出现TSS或SMS表现，或同时存在TSS和SMS表现。
3．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或临床诊断病例无菌部位标本培养分离出猪链球菌和（或）特异性基因检测阳性。

【鉴别诊断】
本病应与其他可致发热、瘀点、瘀斑、休克、多器官功能损害等表现的疾病相鉴别，尤其应注意与下列疾病相鉴别：
1. 其他链球菌TSS： A组链球菌以及所产生的链球菌致热外毒素（streptococcal pyrogenic exotoxins，SPE），如SPE-A、SPE-C、SPE-F等可导致严重TSS，B组链球菌、C组链球菌、G组链球菌以及草绿色链球菌中的缓症链球菌感染也均可引起TSS。结合患者发病前7天内无病猪或死猪等家畜直接接触史，可与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相鉴别，PCR或免疫学方法检测SPE-A等有助于诊断；感染部位标本或血培养鉴定为A组链球菌或其他链球菌即可鉴别。
2. 葡萄球菌TSS（Staphy TSS）： 是由金黄色葡萄球菌产生的中毒性休克综合征毒素-Ⅰ（TSST-Ⅰ）和肠毒素引起、与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临床表现相似的TSS，分为月经相关性TSS（mTSS）和非月经相关性TSS（nmTSS）两种类型。年轻妇女、有阴道月经塞使用史、月经期突然发病等有助于mTSS诊断；TSS继发于局灶性感染、外伤、侵入性诊疗操作后，应注意nmTSS的可能性。临床标本培养分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或特异性TSST-I或肠毒素A、B、C、D、G等阳性结果即可鉴别。
3. 其他疾病：还应注意与其他革兰阳性细菌败血症、感染性休克（septic shock）、爆发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及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等疾病相鉴别。后期应注意排除其他严重感染所致的多器官功能损害综合征（MODS）或多器官功能衰竭（MOF）。

【治疗】
本病起病急骤，病情发展迅速，早期诊断治疗对预后影响显著。
一、一般治疗和病情监测
卧床休息。密切观察病情变化，特别注意血压、神志等变化。
一般早期给予持续导管吸氧，病情进展者可改用面罩给氧。注意水电解质酸硷平衡。
根据病情需要，定期或持续监测血压和动脉血氧饱和度(SaO2)。定期复查血常规、尿常规、血电解质、肝肾功能和X线胸片等。
二、对症治疗
1. 发热>38.5C者，给予冰敷、酒精擦浴、降温毯等物理降温措施。慎重使用解热镇痛药，并应注意汗液丢失量和监测血压。
2．有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的患者，可以禁食。静脉补液，保证水、电解质及能量供应。
3．烦躁和局部疼痛患者，可给予镇静剂和镇痛剂。
三、病原治疗
早期、足量使用有效的广谱抗菌药物是防止休克发生、降低病死率的关键。
1.可首选青霉素，每次320万～480万U，静脉滴注，每8小时1次，疗程10～14天。
2. 可选择第三代头孢菌素：头孢曲松钠2.0 g，加入5%葡萄糖液100 ml中，静脉滴注，每12小时1次。或头孢噻肟2.0 g，加入5%葡萄糖液100 ml中，静脉滴注，每8小时1次。
3. 对有病原培养报告的患者，可根据药敏报告结果调整治疗。
4. 治疗2～3天效果不佳者，应考虑调整抗菌药物。
四、抗休克治疗
1．扩容治疗
部分患者在发病早期存在严重的有效循环血容量不足，积极扩充血容量是纠正休克最重要的手段。即使没有休克的患者，也应注意其血容量问题。
对于疑有低血容量状态的患者，补液以先快后慢为原则。应先行快速补液试验，即在30 min内输入500～1000 ml晶体液或300～500 ml胶体液(白蛋白或低分子右旋糖酐)，同时根据患者反应性(血压增高和尿量增加与否)以及对血管内容量负荷增加的耐受情况来决定是否再次给予快速补液试验。
扩容(或容量复苏)的速度和剂量应根据血压、尿量、末梢灌注情况及是否出现肺部啰音(或啰音增加)等临床指标加以调整，有条件的情况下，应根据中心静脉压等血流动力学指标指导补液。
2．纠正酸中毒
根据酸中毒的严重程度，补给碳酸氢钠溶液。对于HCO3-低于10 mmol/L的重度酸中毒患者，应立即补充碳酸氢钠，一般首次剂量为5%碳酸氢钠溶液100～250 ml。5%碳酸氢钠每100 ml含有Na＋和HCO3-各60 mmol。补充碳酸氢钠1～4小时应复查动脉血气分析和血浆电解质浓度，根据结果再决定是否需要继续输液及输液量。应注意避免碱中毒。
3．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
在积极容量复苏的基础上，对于血压仍无上升的患者，可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给予多巴胺5μg/（kg.min）。升压效果不佳，可继续加量至10μg/（kg.min），并可加用去甲肾上腺素(1～200 ug/min),根据血压调整。
在充分扩容基础上，对微循环障碍患者（四肢凉、口唇发绀、甲床紫绀），可将654-2 10 mg，加入100 ml 10%葡萄糖液中静脉点滴，必要时可以重复。
4．强心药物的使用
心率加快、升压效果不好的患者，可以使用洋地黄类强心药物。西地兰0.4 mg，加入10%葡萄糖液20 ml中，缓慢静脉推注。可以重复给药，视病情每次给予0.2～0.4mg。也可应用多巴酚丁胺持续静脉泵入。
五、糖皮质激素的使用
应用糖皮质激素的目的是抑制机体异常的免疫病理反应，减轻全身炎症反应，从而改善休克和脑膜炎的症状。应用指征如下：①经过积极的补液治疗，仍需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②有明显脑膜刺激征或脑水肿表现者。
推荐药物为琥珀酸氢化可的松200～300 mg，分2～3次静脉给药，连续应用7天后，逐渐减量。
六、脑膜炎的处理
1．颅内高压的处理
20%甘露醇注射液250 ml，快速静脉注射，每4～8小时1次，病情好转改为12小时1次。严重患者在注射甘露醇的间歇可以使用速尿20～100 mg，或50%葡萄糖注射液40～60 ml, 静脉注射。并可应用地塞米松10～20 mg，每天1～2次静脉注射，连续应用3～4天，以防治脑水肿。
脱水治疗应注意患者血容量状态，避免血容量不足引起血压下降和肾脏功能损害。
2．抽搐惊厥的处理
对抽搐惊厥患者，可以使用苯巴比妥钠100 mg，肌肉注射，8～12小时1次。也可使用安定10 mg或咪唑安定5～10 mg，缓慢静脉注射，注意患者呼吸。必要时10%水合氯醛20～40 ml，口服或灌肠。
七、呼吸支持治疗
重症患者应监测SaO2变化，SaO2低于90%～94%是呼吸衰竭的早期表现，应该给予积极的处理。若鼻导管吸氧或面罩吸氧治疗，氧流量>5 L/min或吸入氧浓度>40%条件下，SaO2仍低于90%～94%；或经积极氧疗，SaO2虽能维持在90%～94%，但呼吸频率高于30次/min，伴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均应及时考虑机械通气。
1.无创正压机械通气(NIV)：NIV可以改善呼吸困难症状，纠正低氧血症，有助于患者度过危险期，有可能减少有创通气的应用。NIV的应用指征包括：①呼吸频率>30次/min；②氧流量 > 5 L/min或吸入氧浓度>40%，而SaO2<90%～94%。禁忌证：①有危及生命的情况存在，需要紧急气管插管；②意识障碍；③上消化道出血；④气道分泌物多和自主排痰困难；⑤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多器官功能衰竭；⑥不能配合NIV治疗。
NIV常用的模式包括持续气道内正压[CPAP，常用压力为4～10 cmH2O(1 cmH2O＝0.098 kPa)]、压力支持通气+呼气末正压(PSV+PEEP，PSV压力水平一般为10～20 cmH2O，PEEP水平一般为4～10 cmH2O)。吸入氧浓度<60%时，应维持动脉氧分压>60～70 mmHg，或SaO2>90%～94%。
2．有创正压机械通气：重症患者实施有创正压通气的指征包括：①NIV治疗耐受，或应用NIV治疗后呼吸困难和低氧血症无明显改善，PaO2<60～70 mmHg，并有病情恶化趋势；②有危及生命的临床表现或多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紧急气管插管。
建立人工气道应首先选择经口气管插管，气管插管时间超过5～7天，可考虑气管切开。
机械通气应遵循“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原则，调整潮气量，使气道平台压力低于30～35 cmH2O，以防止肺泡过度膨胀。同时加用适当的PEEP，保持肺泡开放，避免肺泡周期性的塌陷和复张。存在明显低氧血症的情况下，应给予肺复张手法(RM)，促使塌陷肺泡复张，降低肺内分流，改善低氧血症。
八、DIC的处理
1．治疗原则包括原发病治疗（抗生素），支持替代治疗，必要时肝素抗凝治疗。当有出血、血小板减少或进行性下降、凝血酶原时间(PT)延长3 s以上、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低于1～1.5 g/L或进行性降低、D-二聚体明显增高或有其他纤溶的证据，应临床诊断DIC。
2．替代治疗：每天至少输注新鲜血浆400 ml，至PT恢复正常或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高于1～1.5 g/L。如果患者血小板数低于50×109/L，先输注单采血小板1 U；血小板数低于30×109/L时，1次性输注单采血小板2 U。
3．肝素抗凝：如果经过以上积极替代治疗1天后出血症状不改善，血小板数和PT不能恢复正常，在继续替代输注治疗基础上可以给予肝素抗凝治疗。可采用普通肝素钠25 mg，皮下注射，每12～24小时1次；或者给予低分子肝素60 IU/kg（或用速避凝0.3～0.4 ml），每12～24小时1次。出血明显改善，血小板数和PT恢复正常，可停用抗凝治疗。
九、急性肾衰的防治
1．肾损害的预防：积极纠正血容量不足，纠正低血压，保证肾脏灌注，同时避免肾毒性药物，防止肾功能损害。当尿量明显减少，特别是尿量少于0.5ml/（kg.h)时，可给予速尿20～40 mg，观察1～2小时，尿量无明显增加者，可加大速尿剂量，若200 mg静脉推注仍无改观，则速尿无效。
2．肾脏替代治疗：对于少尿或血肌酐>442 umol/L，且循环稳定的患者，可采用血液透析治疗。若循环不稳定，或存在严重全身炎症反应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有条件的可实施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也可试用高流量的CRRT。
十、应激性溃疡的预防
存在休克、应用激素等危险因素的患者，可应用制酸剂和胃黏膜保护剂预防应激性溃疡，制酸剂可选用法莫替丁或雷尼替丁等。若发生应激性溃疡或消化道出血，可应用奥美拉唑。
十一、营养支持治疗
应鼓励患者早期进食易消化的流质饮食，当肠道功能障碍不能实施全肠内营养时，应采用肠内与肠外营养相结合的方法。发生应激性溃疡和上消化道出血时，应禁食，改由全肠外营养。
十二、听力障碍的治疗
部分患者，特别是脑膜炎型患者会出现听力障碍，因此在早期治疗期间应注意避免使用耳毒性药物。一旦出现听力障碍，可给予改善微循环的药物以及钙离子拮抗剂，有条件的可行高压氧治疗。
十三、中医辨证治疗
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主要发生于气候闷热潮湿的夏季，有明显的季节性，临床表现具有暑热闭窍、动风、动血，以及暑邪夹湿的特点，因此本病属于暑温范围；因其可在短时间集中发病，因此又具有疫病发病特点，综上可将本病暂定名为暑热疫。
本病是感染暑湿疫毒引起，其感邪较轻者，暑（热）湿疫毒蕴蒸气分，充斥表里，出现恶寒、发热、头痛、身痛、乏力，或有腹痛、腹泻等；感邪较重者，湿热蕴蒸，蒙蔽清窍，甚或引动肝风，症见头痛、项强、呕吐，甚者昏迷；感邪严重者，病邪则直陷心营，即所谓心为火脏，暑为火邪，邪易入之。邪毒内陷，可致元气欲脱，而迅速死亡。进入恢复期，多为暑（热）湿余毒瘀阻清窍，络脉失养，而见耳聋、口眼歪斜；部分病患者出现气阴两伤，而逐渐康复。
治疗：初起宜清热解毒化湿；湿热蒙蔽清窍者，宜清热化湿开窍；伴有动风者，宜开窍息风；邪入营血，热毒炽盛者，宜清热凉血解毒；元气欲脱者，宜益气固脱。恢复期正虚邪恋，余邪阻窍者，宜化痰通络；气阴两伤者，可益气养阴。
1. 湿热蕴毒（普通型）
症状：起病较急，恶寒，发热，全身不适，乏力，可伴有头晕，头痛，腹痛，腹泻。舌淡红，苔黄腻，脉濡数。
治法：清热解毒化湿
方药：甘露消毒丹加减
广藿香15g 滑石12g 茵陈15g 黄连10g
石菖蒲10g 黄芩15g 薄荷12g（另包后下）
连翘18g 白蔻10g（另包后下））
每剂以冷水浸泡，分３次煮沸，每次煮沸15 min，混匀，分3～4次服，日服１剂（下同）。
2. 湿热蔽窍（脑膜炎型）
症状：起病急，发热，恶寒，全身不适，乏力，肌肉酸痛，头痛，头晕，项强，多伴耳聋目瞑，甚者可出现昏迷。舌苔黄腻，脉濡数或滑数。
治法：清热化湿，醒脑开蔽
方药：菖蒲郁金汤加减
石菖蒲15g 郁金15g 炒山栀15g 连翘30g
淡竹叶15g 丹皮15g 广藿香15g 茯苓15g
生姜6g 黄连10g
每次以鲜竹沥水10 ml加入汤液中兑服。
3. 热深毒深，元气欲脱（休克型）
症状：起病急骤，高热，寒战，头痛，头晕，甚者昏愦不语，多数伴有皮肤出血点、瘀点、瘀斑，舌绛，苔黄厚腻，脉数。
治法：清热解毒，开窍救逆
方药：（1）热深毒深：选用清瘟败毒饮加减
银花 30g 连翘30g 生地30g 黄连15g
黄芩15g 丹皮15g 生石膏30g 知母15g
淡竹叶15g 玄参30g 赤芍30g 桔梗15g
甘草15g 焦栀子15g 水牛角30g（另包先煎）
（2）元气欲脱：选用生脉注射液100 ml加入10%葡萄糖注射液100 ml静脉滴注，１日２次。
4. 恢复期
（1）正虚邪恋：
症状：唇周疱疹，耳聋，耳鸣，口眼歪斜，舌质瘀黯，苔黄腻，脉弦。
治法：熄风开窍，化瘀通络
方药：三甲散加减
柴胡15g 僵蚕10g 蝉蜕10g 桃仁15g
地龙10g 石菖蒲12g 郁金15g 龙胆草6g
赤芍20g 甘草 ３g
（2）气阴两伤：
症状：倦怠，短气，乏力，口渴，舌淡红，少苔，脉细数。
治法：益气养阴
方药：王氏清暑益气汤加减
太子参30g 麦冬15g 石斛15g 黄连6g
淡竹叶15g 荷叶15g 知母12g 花粉15g
炒谷芽15g
5. 预防用药
方药：清暑解毒防疫汤
银花藤20g 连翘15g 荷叶15g 广藿香15g
淡竹叶15g 芦根20g 车前草30g 蒲公英30g
生甘草3g
以上为一人份量，每剂以冷水煎至500ml，分３次温服。

【预后】
2型猪链球菌感染的病死率高达12%～26%，但不同临床类型预后明显不同。普通型预后良好，若无并发症，一般能够痊愈。脑膜炎型患者如及时得到治疗，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少数患者可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如感知性耳聋或复视，其中近一半患者的症状不可逆。休克型病死率最高，可达75%～80%，多数在发病后1～3天内死亡，是2型猪链球菌感染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998年江苏南通地区2型猪链球菌感染爆发期间，休克型患者的病死率高达81%。2005年四川发生2型猪链球菌感染爆发，早期休克型患者的病死率高达80%，后期由于抗菌药物的及时应用和加强治疗，病死率下降至67%。

【预防与控制】
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预防控制应以疫情监测、严格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等综合性防治措施为主。
一、疫情监测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尤其在已经发生动物疫情和曾经发生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的地区及周边地区，要开展对不明原因发热病例的监测。接诊可疑不明原因发热患者必须询问流行病史，如发现有病（死）猪接触史，应在积极治疗的同时，立即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
二、管理传染源
应在当地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对病（死）家畜进行消毒、焚烧、深埋等无害化处理。严禁屠宰、加工、贩卖病（死）家畜及其制品。
三、切断传播途径
1．对直接接触（如宰杀、洗切加工、搬运等）感染的病（死）猪或猪肉制品的人员，开展为期1周的医学观察，主要观察体温变化，一旦出现发热应立即就诊。
2．做好疫点的消毒处理。对患者家庭及其畜圈、禽舍等区域和患者发病前接触的病（死）猪所在家庭及其畜圈、禽舍等疫点区域进行消毒处理。
患者的排泄物、分泌物、呕吐物等应用消毒液消毒。
3．根据实际情况，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必要时采取一定管制措施。
四、保护易感人群
1．个人防护
动物疫情发生地的生猪屠宰、加工、销售等从业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工作，特别是从事动物疫情处理的工作人员应采取严格的个人防护措施。
从事人感染猪链球菌病例调查、采样、临床救治、实验室检测和消毒工作的医务卫生人员均应采取严格的个人防护措施，严防发生感染。
2．药物预防
对直接接触感染的病（死）猪或猪肉制品的人员可用阿莫西林进行预防性服药，每次0.5 g，每天3次，连服3天。
3．健康教育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宣传教育，向群众宣传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治知识，告知群众不要宰杀、加工、销售、食用病（死）家畜。
五、流行病学调查
发现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后，疫情发生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立即组织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在最短时间内对所报告病例进行核实，进行个案调查。


编写：景怀奇 朱凤才 刘卫平 李兴旺 陈志海
刘自贵 邱海波 张之文 席修明
统稿：李兴旺 陈志海
审稿：王勤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