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新品种诉权的选择——对一起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案的法律分析

武合讲


　　植物新品种是育种人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处于不同状态的植物新品种，育种人可以享有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授予专利权的，可以享有专利权；属于授权品种的，可以享有品种权；经审定通过的，可以享有科技成果权；处于保密状态的，可以享有技术秘密权。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育种人应当依据知识产权的不同形式，选择不同的保护方式，保护因育成植物新品种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如果育种人不能正确认识因植物新品种所获得的知识产权的形式，就不能正确保护所获得的知识产权。作者借助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上诉人湖南省怡清源茶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南省桃源县古洞春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对与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问题，谈点个人意见。
案情简介：
原告古洞春公司诉称：“桃源大叶”茶树系古洞春公司法定代表人卢万俊发现，经卢万俊与科研人员研究、培育，通过了科技成果鉴定和农作物品种审定，多次在湖南省内获奖。古洞春公司以“桃源大叶”茶为原料生产的“野茶王”、“野茶”系列产品行销全国，成为桃源特产，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怡清源公司在其产品包装上伪造产地，仿冒古洞春公司的“野茶王”、“野茶”系列名牌，并在其编写的《茶与茶文化概论》一书以及网页上进行虚假宣传，属于不正当竞争。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怡清源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公开致歉并赔偿因其不正当竞争给古洞春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30万元。被告怡清源公司辩称：古洞春公司对“桃源大叶”没有品种发现权；怡清源公司生产的“野针王”、“野茶毛尖”、“野针绿茶”、“野针毛尖”不构成对古洞春公司产品名称权的侵犯；怡清源公司未伪造“桃源大叶”的产地，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驳回古洞春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常德市中级法院查明：卢万俊等人，1969年在当地发现一株“桃源大叶”母本野生茶树，1974年发现一株类似野生的中叶茶树。卢万俊等人对茶树短穗扦插育苗实验获得成功。1989年通过省教委、省科委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取得（1989）湘科鉴字第127号《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书》。1992年通过了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品种审定，取得品审证字第 107号(1)《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书》，审定名称为“桃源大叶”。1994年 、1995年先后获奖。桃源茶种站及古洞春公司以“桃源大叶”茶为原料生产的“野茶王”、“野茶”等系列产品多次获奖，成为桃源特产。1996年桃源茶种站申请注销登记，原桃源茶种站人员组成股东，另创建古洞春公司，仍从事茶叶种植研究，原厂房设备及其债务由古洞春公司负责。自1996年以来，怡清源公司在其产品“野茶毛尖”的包装袋上注明“本品以桃源野茶大叶为原料”。怡清源公司还曾生产过与原告古洞春公司产品名称相同的“野茶王”。常德市中级法院认为：桃源茶种站和农学院研究所共同对“桃源大叶”茶享有品种发现权。怡清源公司不具有“桃源大叶”茶的品种发现权，也未通过协议取得“桃源大叶”品种的使用权，其虚假宣传行为使消费者误认为怡清源公司茶叶产品的制作成分就是“桃源大叶”，构成对古洞春公司“桃源大叶”茶树品种发现权的侵犯。古洞春公司以“桃源大叶”为原料制作的“野茶王”、“野茶”系列产品在我国茶叶市场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其商品名称对商品的质量、原料、功能、用途等特点有一定的叙述性，不是商品的通用名称，故该产品可以认定为知名商品。怡清源公司生产的“野针王”与古洞春公司茶叶产品的名称相近似，易造成消费者的误认，构成对古洞春公司“野茶王”茶叶产品特有名称的侵犯。常德市中级法院判决，怡清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在其茶叶产品包装袋及其互联网站中利用“桃源大叶”茶树品种进行虚假广告宣传的行为，停止对其茶叶产品产地及茶叶产品制作成分做虚假宣传的广告行为；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古洞春公司经济损失10万元；在《中国茶叶》杂志及其开办的互联网站上刊登经法院审核的致歉声明，并承担刊登致歉声明的相关费用等。
怡清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理由是：1、原判对“桃源大叶”品种权认定事实不清，混淆了品种权与植物新品种、农产品经销权的概念。2、上诉人未伪造产地。3、认定上诉人侵犯被上诉人“野茶王”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权这一事实的证据不足。4、引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条文认定侵犯品种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湖南省高级法院认为：发现权和品种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法通则规定发现权只是发现者享有的一种荣誉权和被奖励权，发现权的客体是已存在的自然事实，发现人对其发现的客体并不享有排他的支配权。同时，发现本身也是一种事实，故发现权不能转让，不能许可他人使用，也不能继受取得。“桃源大叶”母本野生茶树的发现权应当由发现该株野生茶树的当地群众和卢万俊、黄汉元等享有，古洞春公司不享有“桃源大叶”母本野生茶树的发现权。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植物品种权的取得，必须向农业部或林业部提出品种权申请，由农业部或林业部依法定程序对该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对经审查符合相关规定的决定授予品种权并向申请人颁发品种权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非经上述程序，任何个人或单位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原始取得品种权。“桃源大叶”茶树新品种是由农学院研究所和桃源茶种站共同对野生大叶茶树进行选育而形成的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茶树新品种不可能通过“发现”产生，也不存在所谓茶树新品种的“发现权”。本案中，虽然“桃源大叶”茶树品种客观存在，但未经审批机关依法定程序授予品种权。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古洞春公司享有“桃源大叶”的品种权错误。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不能认定古洞春公司生产、销售的系列产品为知名商品。判定商品的名称是否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首先应认定某一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先使用，古洞春公司成立于怡清源公司之后，不能认定“野茶王”、“野茶”为古洞春公司茶叶产品的特有名称。怡清源公司不仅通过与当地政府、农户合作，在桃源县建立了自己的茶叶基地，选育优质茶树品种，而且还通过与桃源县境内的茶叶公司、茶叶加工厂及茶农签订收购、加工茶叶产品的协议，大量收购“桃源大叶”茶作为原料生产、加工怡清源牌系列茶产品。怡清源公司没有伪造茶叶产品产地。怡清源公司通过组编《茶与茶文化概论》一书以及在公司网站和产品包装上宣传、介绍“桃源大叶”，提高“桃源大叶”的知名度，没有贬损竞争对手，损害古洞春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湖南省高级法院判决：撤销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常民三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驳回古洞春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例分析：
一、育种人对审定品种享有的是科技成果权而不是植物新品种权。
本案的基本事实是，1969年秋，卢万俊、黄汉元等在深山中发现一株“桃源大叶”母本野生茶树，1974年在发现一株类似野生的中叶茶树，1976年进行“桃源大叶”茶树的短穗扦插育苗实验获得成功开始系统繁育、推广，1989年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获(1989)湘科鉴字第127号《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书》，1992年经审定通过获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核发的品审证字第 107号(1)《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书》，1993年分获省、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上述事实说明，“桃源大叶”属于通过科技成果鉴定的经审定通过的茶树新品种。因卢万俊等对发现的野生茶树经短穗扦插育苗实验获得成功，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属于卢万俊等的科技成果。“桃源大叶”是经科技成果鉴定和审定通过的植物新品种，依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十三条、《农业技术推广法》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属于农业科技成果。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卢万俊等对其选育的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享有科技成果权；科技成果被他人侵占，科技成果权被他人侵犯的，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农业部发布第14号令，公布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第七批），将茶组 Camellia L. Section Thea (L.) Dyer列入保护名录。自此，茶树属于受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农作物。《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农作物植物新品种权的取得，必须向农业部提出品种权申请，由农业部依法定程序对该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对经审查符合相关规定的，决定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并向品种权所有人颁发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非经上述程序，任何个人或单位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原始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因我国施行植物新品种保护较晚，1992年经审定通过的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当时不可能成为授权品种。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后，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未申请品种权保护，其不是授权品种，不可能有品种权人，无人对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享有品种权。
植物新品种的选育人，对其选育并经审定通过的植物新品种即审定品种享有的是科技成果权。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人，对其申请并经授权的植物新品种即授权品种享有植物新品种权。科技成果权和植物新品种权虽然都因植物新品种而得，但两种知识产权的来源、内容均不同，不得混淆。本案的原告对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享有是科技成果权，如果认为被告侵犯了其对选育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享有的权利，应当提起侵犯科技成果权之诉。因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不是授权品种，本案的原告对其不享有品种权，以被告侵犯其品种权为由提起诉讼，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本案的原告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既混淆了审定品种和授权品种的概念，又混淆了因选育植物新品种取得的科技成果权和因申请植物新品种权获得的植物新品种权的概念。
二、擅自经营、推广审定品种的，应当承担侵犯科技成果权的法律责任。
《种子法》对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经营、推广，作出了禁止性规定。《种子法》第十七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通过的，不得发布广告，不得经营、推广”。法律作出经审定通过的品种可以经营、推广，只是对经营、推广主要农作物品种的解禁，不是对人的解禁。未经育种人同意，经营、推广育种人享有科技成果权的审定品种的，构成对育种人科技成果权的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审定品种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是原告选育的，被告等如果未经原告许可经营、推广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就侵犯了原告享有的科技成果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原告没有提起侵犯科技成果权之诉，是其权益不能得到保护的有一个原因。
三、品种权保护的客体，是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而非收获材料。
古洞春公司和怡清源公司是两家以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的叶为原料生产茶叶的公司。两公司利用同一种茶树的叶为原料生产不同品牌的商品茶叶，因商品相同，所以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古洞春公司以其对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享有植物新品种权为由禁止怡清源公司利用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的叶为原料生产商品茶叶，混淆了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和收获材料两个概念。繁殖材料是指用于种植或者繁殖农作物和林木的材料。收获材料是指自农作物和林木收获的农产品。古洞春公司和怡清源公司生产茶叶所用的叶，是茶树上的收获物，不是繁殖茶树的种苗；茶树的叶一般不具有繁殖茶树的功能，不属于繁殖材料。《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规定说明，我国法律保护的是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保护授权品种的收获材料。我国加入的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1978年文本，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1991年文本才保护授权品种的收获材料。因茶树的叶属于收获材料，所以即使茶树品种“桃源大叶”属于授权品种，经营使用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叶生产的商品茶叶，也不侵犯品种权人的品种权。本案的原告混淆了繁殖材料和收获材料的概念。
四、植物新品种，是育种人的发明而不是发现。
《种子法》规定，品种是指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并经过改良，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遗传性状相对稳定的植物群体。依据上述规定，品种必须是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对发现的原始材料进行改良的结果。发现的只能是原始材料，未经人工改良不能成为品种。本案的茶树品种“桃源大叶”，是卢万俊等研究人员利用发现的“桃源大叶”母本野生茶树和类似野生的中叶茶树，经过五年多的观察、记载和进行“桃源大叶”茶树的短穗扦插育苗实验获得成功的。茶树品种“桃源大叶”是育种人卢万俊等对发现的野生茶树施行短穗扦插育苗实验等改良、选育行为获得的一种发明创造。
《民法通则》规定，“公民对自己的发现享有发现权。发现人有权申请领取发现证书 、奖金或者其他奖励”。发现权属知识产权的范畴，发现人申请领取发现证书 、奖金或者其他奖励的权利是领奖权。发现人的领奖权是一种人身权，只属于发现人公民个人，不能转让和继受。依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品种权包含人身权和财产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通过许可、转让或继受获得品种权。本案的原告混淆了发现权和品种权的概念。
五、育种人对审定品种的名称不享有独占权。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审定公告公布的品种名称，为该品种的通用名称。禁止在生产、经营、推广过程中擅自更改该品种的通用名称”。依据该规定，凡是生产、经营、推广审定品种的，都必须使用该品种的通用名称，育种人对审定品种的品种名称不享有独占权。“桃源大叶”是审定公告的茶树品种名称，生产、经营、推广该茶树品种的，都必须使用审定名称“桃源大叶”。“桃源大叶”作为茶树品种的审定名称，为该茶树品种所独有，不为任何人所独占。生产、经营茶树品种“桃源大叶”商品茶叶的，使用审定名称“桃源大叶”说明商品茶叶原料的，不构成侵权。
六、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不是授权品种。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有以下重要特征：产品或商品来源于特定的地区；该产品品质和信誉与该地区的特定地理环境有关联。地理标志产品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标志产品不能脱离特定地域的地理自然因素。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是产自特定地域的具有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的产品，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是品种权人对授权品种享有的独占权。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地区的植物新品种，不一定是授权品种；授权品种所产的产品，不一定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自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2005年第208号公告起，桃源野茶王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凡是获得批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企业，利用产自2005年第208号公告区域内的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叶生产的桃源野茶王商品茶叶，都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利用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叶为原料生产的商品茶叶是否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桃源大叶”是否授权品种，没有关系。原告以利用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叶为原料生产的桃源野茶王商品茶叶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为由，指控被告侵犯其品种权，混淆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两种知识产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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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纪律程序中法律定性的变更问题

何志远
澳门大学中葡翻译学士、中文法学士、葡文法律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澳门公共行政体系内所有公务员及服务人员均受纪律制度约束，换句话说，公务员及服务人员必须对本身作出之违纪行为向上级负纪律责任；而违纪行为是指作出违反一般或特别义务的过错事实，上级针对下级的过错事实而提起的程序称为纪律程序，目的是对下级的违纪行为作出追究，故纪律程序是一种管理公务员行为的手段。在纪律程序中，自控诉书作出一刻起，违纪事实及应作出的处分便确定下来，嫌疑人此际便可针对违纪事实及处分作出有效的反驳；然而，在作出最后决定(decisão final)时，命令展开纪律程序的实体可否在未通知嫌疑人的情况下，以控诉书所载事实为基础而随意更改拟科处的处分？倘可以更改，是否必须遵循辩论原则？这就是本文拟讨论的问题。

二、纪律程序的法律性质

从职能性质角度来看，大致上可将澳门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公务员〔1〕分为文职人员及军事化人员，他们分别受不同的纪律制度约束，经十二月二十一日第87/89/M号法令核准之《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所规范的对象是各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及服务人员，且候补适用于军事化人员〔2〕，故该通则属一般制度；而经十二月三十日第66/94/M号法令核准之《澳门保安部队军事化人员通则》则仅适用于保安部队的军事化人员，因此属于特别制度。

上述两部通则在纪律事宜方面的条文及所奉行的法律原则均源自刑事法例，刑事法例所规定的加重情节、减轻情节、阻却情节、责任的排除与解除、提起程序的时效、保障嫌疑人权利等机制均一一在纪律程序流程中得以体现。然而，纪律程序是一个独立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换言之，每当在纪律程序的调查阶段发现有关事实触犯了刑法，则不妨碍以该等事实为依据提起刑事诉讼程序。

三、法律定性变更与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一）法律定性变更的可行性

在对纪律程序作了初步介绍后，现进入本课题的讨论焦点：第一，在纪律预审程序结束后，命令提起纪律程序之实体在控诉书所载的事实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可否变更控诉书所载事实的法律定性(qualificação jurídica)？第二，如可以更改，是否必须通知嫌疑人及听取嫌疑人的意见？综观上述两大通则所规定的纪律制度，对此问题均没有规定；根据经八月三日第 39/99/M号法令核准之《民法典》第9条第1款的规定，法律无规定之情况，由适用于类似情况之规定规范〔3〕。一如所述，纪律制度的精神系源自刑事法例，再者，按照终审法院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六日第5/2000号合议庭裁判的精神，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刑事诉讼法例可类推适用于《澳门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通则》中所定的纪律程序。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基于审检分立原则，法院的审理权力范围由作出控诉（或起诉）一刻起便确定下来，控诉批示或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就是审理的标的。对于在控诉书所载事实不变的前提下，可否变更该等事实的法律定性这一问题，葡萄牙法学界对此意见不一，尚未完全达成共识。1929年《刑事诉讼法典》第447条规定：“法院可对嫌犯被控诉的违法行为科处不同于起诉批示的处罚，即使科处更重的处罚亦然，但仅以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系载于起诉批示或等同者的事实为限。”当时的立法者取向是法院可对载于起诉批示的事实的法律定性作出变更（即使是对嫌犯不利的变更），BELEZA DOS SANTOS支持上述论点，他指出：“大家要清楚知道，对于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的法律定性，终局判决具有自主性的原因。只要该等事实系载于控诉书内，嫌犯是可以对该等事实作出防御；并非以未载于控诉书内的事实控诉嫌犯而令其吃惊……因起诉批示的事实的错误法律定性而使嫌犯受益是不合理的，同样，约束法官对事实的法律定性的自由亦是无稽。”〔4〕然而，在学理上有多方意见认为该规定违宪，G.MARQUES DA SILVA认为如果嫌犯被一条有别于起诉批示所指的法律指控，而没有机会就该法律的适用而陈述事实及法律上的理由时，意味着审检分立原则及辩论原则遭到严重破坏。

然而，1987年《葡国刑事诉讼法典》及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没有类似于第447条的规定，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只规范了事实的变更(alteração de factos)问题，没有对法律定性的变更作出明确规范：

“第一条
（定义）
一、 为着本法典之规定之效力，下列各词之定义为：
……
ｆ）事实之实质变更：引致将一不同之犯罪归责于嫌犯或引致可科处之制裁之最高限度加重之事实变更；

第三百三十九条
（控诉书或起诉书中所描述事实之非实质变更）
一、 如在听证过程中得出结果，使人有依据怀疑发生一些事实，其系对案件之裁判属重要，但在起诉书中未描述，又或无起诉时，在控诉书中未描述，而对起诉书或控诉书中所描述之事实不构成实质变更者，则主持审判之法官依职权或应声请将该变更告知嫌犯，并在嫌犯提出声请时，给予其确实必需之时间以准备辩护。
二、 如变更系因辩方所陈述之事实而产生，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第三百四十条
（控诉书或起诉书中所描述事实之实质变更）

一、 如在听证过程中得出结果，使人有依据怀疑发生一些事实，其系在起诉书中未描述，又或无起诉时，在控诉书中未描述，而对起诉书或控诉书中所描述之事实构成实质变更者，则主持审判之法官将该等事实告知检察院，该告知之效力等同于提出检举，以便检察院就新事实进行追诉；在正进行之诉讼程序之判罪上，不得考虑该等事实。

二、 如检察院、嫌犯及辅助人同意就新事实继续进行审判，且该等事实并不导致法院无管辖权，则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三、 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应嫌犯之声请，主持审判之法官给予嫌犯不超逾十日之期间以准备辩护，并在有需要时将听证押后。”

这样，葡国法律界对于法律定性变更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G.MARQUES DA SILVA〔5〕认为条文只规范了事实的实质或非实质变更，故不能作出法律定性的变更，但该作者有所保留，认为如果法律定性的变更不会影响嫌犯对行为不法性的认识，即规范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则可作出变更，但须给予时间进行答辩。而FREDERICO ISASCA〔6〕及 A.Q.DUARTE SOARES〔7〕一致认为新《葡国刑事诉讼法典》没有规范法律定性的变更，故可随意变更。MARIA JOÃO ANTUNES〔8〕认为该漏洞应透过类推适用事实之非实质变更的规定填补，以便有效保护嫌犯的辩护权；TERESA BELEZA〔9〕亦持同一见解，她指出《葡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行文将事实之非实质变更与法律定性之变更作出了逻辑上的区分，并进一步建议在《葡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8条〔10〕增加一款关于类推适用的规定，最后葡国立法者采纳上述观点，透过八月二十五日第59/98号法律修改《葡国刑事诉讼法典》，在第358条增加一款：“当法院变更控诉或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的法律定性时，第一款的规定相应适用之。”这样便解决了学理上及司法见解上对该问题的争论。

然而，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并没有跟随葡国作出相应修改，故漏洞依然存在。澳门司法界倾向于MARIA JOÃO ANTUNES的做法，以类推适用事实之非实质变更的规定填补漏洞〔11〕，理由在于法律定性之变更在性质上是属于非实质性的变更，因为最终是以控诉批示或起诉批示所载的事实为依归对该等事实给予不同的法律定性；此外，事实的实质变更的情况与法律定性之变更的情况格格不入。因此，1996年《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339条第1款的规定类推适用于法律定性之变更的情况〔12〕。

二）嫌疑人权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