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学前教育条例
山东省青岛市人大常委会
青岛市学前教育条例
2013年4月25日青岛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规范学前教育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三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实施的保育和教育。
对不满三周岁婴幼儿及其家长提供早期教育指导，依照本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公益事业。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学前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学前教育发展的重大事项，保障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均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前教育的发展，推进学前教育标准化建设。
第四条 市、区（市）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学前教育工作。
市、区（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学前教育相关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扶持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的发展，做好学前教育工作。
第五条 学前教育应当坚持保育和教育相结合，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面向全体幼儿，关注个体差异，促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第二章 学前教育设施
第六条 市、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规划等部门，组织编制学前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规划部门、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应当按照学前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预留学前教育建设用地。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将预留的学前教育建设用地转作他用。
第七条 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每五千人口的区域应当设置一所规模为六个班以上的幼儿园；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外，每三千至五千人口的区域应当按照就近入园的原则合理设置幼儿园。
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由区（市）人民政府投资并组织建设。
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幼儿园纳入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并优先建设。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建设至少一所公办幼儿园。
第八条 幼儿园的园址，应当选择在地质安全、阳光充足、环境适宜、交通便利、公用设施比较完善的地段，避开高层建筑阴影区和自然灾害易发地带，与污染源、危险源保持安全间距，远离不利于幼儿身心健康的场所、设施。
第九条 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用地采取划拨方式供地。规划部门应当在规划条件中明确配套幼儿园的规模、用地面积。
第十条 幼儿园的建设，应当执行国家、省规定的设计规范和建设标准，其园舍建设应当符合抗震、消防、防雷、环保、节能、卫生等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规划部门应当就配套建设幼儿园的位置、布局、具体建设指标等内容征求教育行政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配套建设的幼儿园，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将园舍、场地和有关建设资料全部移交给所在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并协助办理园舍产权登记。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依据规划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的使用性质和规模，不得侵占、破坏学前教育设施。
第十三条 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优先用于举办幼儿园。
第十四条 拆除、搬迁幼儿园，应当符合学前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的要求，并经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幼儿园应当与建设单位商定补偿方案和保障措施，确保幼儿接受正常的保育和教育，并将保障措施书面报告教育行政部门。
第三章 幼儿园及其工作人员
第十五条 举办幼儿园，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的场所和配套设施、设备；
（二）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三）有符合规定条件的工作人员；
（四）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举办幼儿园，举办者应当向拟举办地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准予许可的，应当在十日内核发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经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许可举办幼儿园的，应当依法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七条 幼儿园变更许可事项的，应当到原审批机关、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幼儿园终止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妥善安置在园幼儿，由原审批机关收回许可证，并由原登记机关注销登记。
第十八条 幼儿园应当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配备工作人员。幼儿园工作人员包括管理人员、专任教师、医务人员、财务人员和保育员等。
幼儿园工作人员应当具备国家、省规定的任职条件或者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十九条 幼儿园工作人员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在岗期间应当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在岗人员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应当立即离岗治疗，治愈后方可上岗工作；精神障碍患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的人员不得在幼儿园工作。
第二十条 幼儿园工作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尊重、爱护幼儿。严禁实施虐待、歧视、恐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幼儿等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幼儿园及其举办者应当依法保障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第二十二条 市、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幼儿园工作人员培训制度，组织或者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专业能力培训。
幼儿园应当组织其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第二十三条 幼儿园应当制定工作人员岗位职责和考核评价制度、绩效管理制度。
第四章 保育与教育
第二十四条 幼儿园招生应当公开、公平，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查，不得将幼儿参加早期教育指导作为入园的前置条件。
幼儿园应当将招生方案报所在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并按照规定设置班额。
幼儿园应当在发布招生简章前，将招生简章报所在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幼儿申请入园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向幼儿园出具户口簿、体检健康证明、有效预防接种证明等材料；流动人口子女在居住地申请入园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还应当出具本人身份证明和居住证明等材料。
第二十六条 幼儿园应当招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幼儿，并为其提供融合教育。
特殊教育学校应当设置学前教育班招收残疾幼儿。
鼓励社会各类康复机构、福利机构为残疾幼儿提供康复帮助。
第二十七条 幼儿园应当执行幼儿园卫生保健的有关规定，科学制定一日作息制度，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康检查制度，组织幼儿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
第二十八条 幼儿园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注重活动的生活性、趣味性和多样性，并保障幼儿安全。
第二十九条 幼儿园提供的食品、玩（教）具、生活设施以及用品，应当符合国家、省食品安全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
鼓励幼儿园自主开发适合幼儿成长需要的特色玩（教）具。
第三十条 幼儿园应当建立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保卫人员和安全防范设施，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工作人员和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开展必要的自救、逃生、紧急疏散等演练。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保护幼儿的安全。
第三十一条 入园幼儿应当由监护人或者其委托的成年人接送。幼儿园使用车辆集中接送幼儿的，应当使用按照专用校车国家标准设计和制造的幼儿专用校车，并登记接送情况。
第三十二条 幼儿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前教授小学阶段的文化课内容，或者以举办兴趣班、特长班和实验班为名进行小学阶段文化课的提前学习和强化训练活动；
（二）要求或者变相要求家长购买幼儿教材、读物、教辅材料或者参加有偿培训活动；
（三）泄露幼儿及其家长信息；
（四）组织幼儿参加商业性活动。
第五章 早期教育指导
第三十三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基础上，推进不满三周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导工作。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教育、卫生、计生、民政、妇联等部门和组织，建立以幼儿园、妇幼保健机构和社区为依托，为不满三周岁婴幼儿及其家长提供早期教育指导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十四条 建立早期教育指导许可制度。举办早期教育指导机构，由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参照本条例关于举办幼儿园的程序办理。
开展早期教育指导活动不得挤占幼儿园的保育教育资源。
第三十五条 市、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早期教育指导机构的管理，建立早期教育指导机构管理人员、专任教师培训和考核制度。
第三十六条 早期教育指导机构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应当报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三十七条 早期教育指导机构应当按照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开展早期教育指导，为婴幼儿家长提供科学育儿指导和咨询服务。
早期教育指导机构设计活动应当注重婴幼儿和家长的共同参与性、保育和教育的相互渗透性。
第六章 保障与扶持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学前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逐步提高学前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的比例。
区（市）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内学前教育经费占预算内教育支出的比例应当达到百分之五，不举办高中的区应当达到百分之十，并逐步提高。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每年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教育资金、地方分成的彩票公益金和地方教育附加中，按照一定比例安排学前教育经费。
第三十九条 幼儿园的举办实行政府主导、公办为主、民办补充的办学体制，由政府、社会举办者和家庭合理分担教育成本。
第四十条 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助学前教育或者出资举办幼儿园。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购买服务、奖励补贴、派驻公办教师、租金补贴等方式，对符合条件的民办幼儿园进行补助。
第四十一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享受政府补助的民办幼儿园的生均补助标准，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逐步提高。
第四十二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学前教育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民办幼儿园、支持农村学前教育、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资助学前教育特殊群体、培训幼儿园教师等。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孤儿、残疾幼儿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对残疾幼儿实施免费学前教育。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扩大学前教育资源，保障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子女接受学前教育。
第四十五条 市、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均衡配置幼儿园保育教育资源，在培养培训、岗位设置等方面对农村地区和薄弱幼儿园给予扶持。
第四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幼儿园的，按照中小学建设的有关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幼儿园用水、用气、用热等的价格,按照居民使用标准执行。
幼儿园缴纳的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等费用，按照中小学的缴费项目和标准执行。
第七章 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下级人民政府、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公办幼儿园建设、教师配备以及经费保障等履行职责情况纳入考核和督导内容。考核和督导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幼儿园质量评估监管体系，对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培训、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等进行评价与监测。
第四十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学前教育管理信息平台，公布学前教育政策、教育督导等管理信息，公开幼儿园和早期教育指导机构的基本情况、专任教师情况、幼儿园质量监测情况、收费情况、接受政府补助以及其他有关信息。
第四十九条 公安、安全生产监管、食品药品监管、工商、交通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定期对幼儿园的消防安全、建筑以及设施设备安全、食品安全、校车使用安全进行检查。
公安机关应当将幼儿园周边地区作为重点治安巡逻区域，维护幼儿园周边治安秩序。
第五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幼儿园疾病防控、卫生保健工作的监督指导，建立相关工作评价制度。
第五十一条 公办幼儿园收费按照政府核定的标准执行；享受政府补助的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按照政府指导价执行；其他民办幼儿园和早期教育指导机构根据成本确定收费标准，报价格和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执行。
幼儿园应当按月或者按学期收取保育教育费、住宿费，不得跨学期收取。
幼儿园除收取保育教育费、住宿费以及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外，不得向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等其他费用。
第五十二条 幼儿园应当按照规定管理使用经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作他用。
幼儿园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委托审计部门或者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审计，并公布审计结果。
第五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学前教育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权向教育行政部门投诉或者举报，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投诉、举报之日起七日内将处理情况反馈投诉、举报人。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四条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区（市）人民政府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预留学前教育建设用地或者将预留的学前教育建设用地转作他用的;
（二）未按照规定投资建设配套幼儿园的；
（三）未在规划条件中明确配套幼儿园的规模、用地面积的；
（四）未就配套建设幼儿园的位置、布局、具体建设指标征求教育行政部门意见的；
（五）未按照规定安排学前教育经费的；
（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五条 未经许可举办幼儿园和早期教育指导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提请区（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取缔；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五十六条 幼儿园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处分，并对其所在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幼儿园停止招生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五十七条 幼儿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五十八条 幼儿园和早期教育指导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的，由价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罚款。
第五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章 附则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8年12月25日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的《青岛市托幼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农地承包权的历史考察及法律问题
?肆? * 薛金华
（山东科技大学工程学院, 山东服装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摘要：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问题再一次成为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型权利。在本文中作者将通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历史性考察，以期对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立法和司法提供参考。
关键字：农地承包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历史考察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Law Problem of Right to Contract for the Rural Land
Si Lian-tao Xue Jin-hua
(Collage of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dong Collage of clothing, Tai’an, Shandong 271021,China)
Abstract：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Law of the Contract for Rural Land, the relative problems have become an issue once more. Right to contract for rural land is the specific reflection of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on the law. It is a new type of ri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will draw some relative conclusions through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right to contract for rural land . So that it will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on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Key words：Contracting right to rural land;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土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1]“土地是大多数其他财产的来源，谁控制了土地谁就控制了人类的未来”。[2]因此，土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正是基于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有关土地制度的立法。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故加强我国土地资源的法律保护，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坚持农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如何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安排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关系九亿农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历史课题。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土地制度的具体国情我国进行土地制度的立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正确认识和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问题。
一、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历史性考察
历史考察的方法是一切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一切社会现象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现状，而今天又是明天的历史。这一规律就告诉我们，无论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割断纵向的历史性联系，否则就可能导致片面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结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和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的眼光来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那些主要阶段，并根据他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3]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化，所以我们应当从考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考察谈起。
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建国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为数不多的一次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1982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式命名，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姓资姓社的争论作了评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而从政策的角度给这一民间供应制度予以合理定位。在此基础上，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民法通则》以及后来的《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中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从而通过强制供给性的制度变迁实现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家意志性，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化则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和形成的必然途径。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体系及特征
从法理上看，法律体系是指在某一法律系统的整体与部分之间，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法律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研究法律体系，才能够从各项相互联系的法律制度中找到相关依据，从而为该法律体系化奠定基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因此，我们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从其法律制度的体系着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制度体系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各种法律规范中的具体组织和结构体现，在我国其法律体系如下：
第一，《宪法》。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一、二款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第四、五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以上规定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形成的根本前提。我国土地公有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和集体不能亲自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而只能把土地使用权出让或承包给个人和组织。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正是在农户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或国家所有而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权利。
第二，《民法通则》。我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二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之标的为集体所有的土地或国家所有而由集体使用的土地，并且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第三，《土地管理法》。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这一规定从微观角度进一步细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内容和期限问题。
第四，《农业法》。我国《农业法》规定，“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农业集体使用的土地……可以由个人或集体承包从事农业生产。……个人或集体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该规定主要是从农业生产方面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化。
第五，《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其中涉及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 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等相关问题。
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制度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个人、集体或者其他组织因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和其他经营项目，在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对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限制处分的权利。其法律特征如下：
第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土地承包合同而形成的一种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使用制度不同，它并非产生于国家授权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指令，而是基于发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人之间依法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在合同中不仅规定了承包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内容，而且规定了所应当承担的相应义务。
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派生的权利，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存在为前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全体农民行使土地所有权之处分权或国有土地使用权人行使处分权的结果，如果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或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同意，则承包合同的协议难以形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更无从产生。
第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一定义务。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得违反法律和合同规定，对土地进行破坏性经营；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依法交纳农业税款、村集体提留和乡统筹款；依法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等。
第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一定存续期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存续期限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多长时间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期限问题对于土地承包合同双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若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过短，就会产生承包方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的破坏性经营，不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和持续性发展。此外，承包方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有的学者主张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期限制度。[4]我们认为，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实行无期限的制度，则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或者国家所有而集体使用的使用权就会虚空化，而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成为一种不是土地所用权的土地所用权。根据现阶段土地利用的现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关土地法律制度的规定，中共中央1984年（1）号文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在十五年以上。果林承包期限在三十年以上，荒地垦殖、荒山造林及滩涂治理在45年至50年以上。我国《土地管理法》则以法律的形式使上述政策法律化，“农民集体所用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5]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第五，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四项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限制处分权。对于前三项权能，学界争议不大，但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包括处分权能，却是或仁或智。有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目前没有处分权，今后也不应包括该项权能。还有人认为，从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包括处分权。我们基本同意后一种观点，我们主张在特地条件下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享有部分处分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资源，实行市场配置以及规模经营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这一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土地所有权不能象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制体系下的自由流转。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都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所有权。在国家严格控制土地所有权和市场对土地资源迫切需求的长期博奕过程中，必然要有一种准所有权参与市场土地资源的配置。于是公权塑造私权的结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在这种意义上说，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仅具有自己使用和收益的权能，而且享有进行流转处分的权能。因此，我国在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处分进行了具体规定。综上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一定范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状分析及发展预测
如前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上的具体表现。因此，考查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状，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现状谈起。
实践早已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农地利用制度的安排是十分成功的。一种制度的安排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有效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的安排是一劳永逸的。通常情况下，制度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修补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制度的边际效用不下降。据此，我们可以预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是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最终归宿。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然会被一种全新的、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所代替。当前阶段，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呈现出多元化的变迁模式：（1）两田制。这种模式适合于农村土地资源相对富足的地区，它的基本做法是将土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按农村人口数量平分的“口粮田”，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具有保障职能；另一部分是“承包田”，其设立的目的是满足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规模经营的需求。在这种体制模式下，两类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是不同的。基于“口粮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包含了更多的纯受益内容，承包人负担轻，经营风险小，但收益较少；而基于“承包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除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权能外，还承担相当的义务。这部分土地除了负担农业税外，还要分担集体的提留和租金，完成订购任务。（2）规模经营。这种承包经营方式主要是发生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例如，在浙江温州的农村地区，由于个体私营经济十分发达，农民的收入支柱不再是农业，大批的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业，农户之间出现了频繁转包现象。在这种体制模式下，承包人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权部分（即对所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在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身份权和取得权利继受人相应补偿的条件下进行流转。（3）湄潭模式。这种模式以贵州湄潭县为主要代表。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实行“增人不增田，减人不见田”。第二，延长土地承包期，从1994年起耕地承包期延长50年，非耕地延长60年。第三，农民有权转让、抵押、转包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权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允许继承，但继承者限于农业人口。该模式比较好的解决了土地频繁调整对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目前中央有关政策对这一模式均持支持态度。我们认为该模式虽然能够稳定土地利用关系，有利于在市场机制下有效配置资源，但是其缺陷显而易见。“增人不增田，减人不见田”原则无疑排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权属性，新增农业人口在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必然会选择非法的方式，从而不利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尽管我国目前存在多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运作方式，各种模式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析亦不能仅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更为重要的是要结合各地的特殊情况，摸索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土地利用现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实现形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财产性的权利，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身份性权利的属性，即它是与农业人口的特殊身份紧密相连的。这客观上就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土地利用的具体现状，从宏观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原则性规定，但不宜对具体环节面面具到，即所谓“宜粗不宜细” 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化是一种意义重大的举措，但却不宜绝对化，那种企图用法律来规定一切（包括宏观和微观）的思路实质上是国家主义法律观和法典主义的立法思想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思想排除了其他模式土地利用制度的合法存在，企图利用统一化的土地利用法律规范来约束农民的土地权利。实际上，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不是基于国家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恰恰是需求诱致性制度的创新。基于以上理由，我国在宏观上进行原则性制度供给的同时，应当确保并鼓励自发性制度的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既要体现其财产属性，又要体现其身份权属性，还应当注意在适用过程中，实现形式的灵活变通。
日耳曼的古典文献里有时称法官为“寻找法规的人”,认为法官的作用不在于寻找一种新的解决方法,而在于寻找符合他周围群众意愿的解决方法。[6]引用这一说法,对中国立法者而言, 应该“眼睛向下,从农村社会生活中发现规则并创造规则,而不是从法学概念出发,削足适履”[7]，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寻求符合农民大众意愿的解决方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必然会引起土承包经营权的变化。而法律不能总是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之后而对其进行法律化和制度化。法律应当具有前瞻性，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制定前瞻性的法律，及时有效的满足土地制度的需求,节约社会成本。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2] 李进之等：《美国财产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3]《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4] 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5] 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
[6] [法]享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M]，许钧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7] 蔡华：《土地权利、法律程序和社会变迁》[J].战略与管理,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