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工商总局关于依法做好食品市场监管相关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根据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已划转到新组建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职责调整后，作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履职，积极做好食品市场监管相关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依法做好食品市场监管相关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
食品市场秩序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群众高度关切，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扎实开展监管执法和整治规范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当前的食品市场秩序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存在一定差距。《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改革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作出了部署安排。国务院召开一系列会议，就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部门协作配合、维护食品市场秩序进行专题研究，制定了具体措施。国务院领导多次强调，各职能部门要把重点放到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造成大的危害的食品安全等领域上来，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切实增强监管合力，努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良好发展环境。各级工商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食品市场监管，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认真做好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移交和队伍划转工作，积极配合新组建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做好食品市场监管相关工作，努力维护食品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食品产业发展环境。
二、发挥工商登记职能作用，依法做好食品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工作
各级工商部门要按照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要求，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便捷高效、规范统一地办理食品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加强对食品市场主体登记事项的监管。要发挥登记注册职能作用，研究完善相关制度，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许可条件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支持食品企业兼并重组。要进一步加强工商登记信息的综合分析利用，密切关注食品市场主体发展的新情况、新亮点、新热点，为政府决策、部门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投资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三、加强食品经营行为监管，依法维护食品市场秩序
各级工商部门要根据《商标法》、《广告法》、《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努力维护食品市场秩序。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扎实开展“双打”工作，加大对食品商标恶意抢注行为的防范与规制力度，强化食品注册商标专用权保护，保持打击侵权假冒的高压态势。要突出食品生产经营等重点领域，加强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进一步加大对食品市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傍名牌”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要监督指导大众传播媒介切实落实广告发布审查责任，严把食品广告发布关，强化广告监测检查，严格监管食品广告，严厉查处广告中宣传食品的治疗作用、使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产品以及使用专家、消费者名义或者形象为特定功效做证明等行为。要强化违法案件查办工作，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与配合，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和震慑力度。同时，要以深入推进商标战略、广告战略实施为抓手，引导企业增强法治意识和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积极服务食品市场主体加快发展。
四、加强食品市场消费维权，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根据《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机构改革期间食品和化妆品监管工作的通知》（食安办〔2013〕13号）精神，涉及食品安全的申诉举报，随职责移交和队伍划转，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受理。对涉及工商部门对食品市场经营行为仍有监管职责的相关申诉举报，要按照程序依法处理，妥善解决消费纠纷，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各级工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12315信息网络体系，加强对相关咨询和申诉举报信息的汇总分析，结合消费者申诉举报热点难点，有针对性地强化相关监管执法，并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和报告当地政府，为完善食品市场监管制度和食品产业政策提供参考。要立足职能深入开展消费教育引导，针对食品市场特点和消费者诉求集中的问题，创新消费教育引导的载体和抓手，普及消费知识，引导新型消费方式，不断提振食品市场消费信心，提升消费者科学合理消费能力。
五、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促进食品市场经营者强化自律
各级工商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和社会组织监督作用，强化企业自我管理，促进食品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要积极支持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加强宣传教育和社会监督，向消费者宣传食品消费知识，加强对食品经营者的社会监督，督促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作用，引导、支持行业组织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和行业规范活动，增强广大会员的法律意识，健全自我约束机制，积极引导食品经营者等会员遵守道德准则，履行社会责任。
六、加强组织领导，切实落实各项任务
各级工商部门要把强化食品市场监管作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和目标任务。要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健全与有关部门以及消协组织的协调协作机制，形成部门协同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市场监管新格局。要在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责的同时，加强与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的信息通报和执法协作，对监管中发现涉及食品安全的案件，及时移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处理。要建立健全食品市场信息管理制度，严格信息报告和信息发布纪律，依法按程序管理食品市场监管信息，防止造成误导和不良炒作；对监管执法中发现的涉及食品安全的信息，要按程序及时通告当地政府和卫生、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一线加强指导，着力解决基层面临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切实加强食品市场监管能力建设，强化基层监管手段，夯实监管基础。要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责任制度，强化目标考核，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工商总局
2013年7月15日







试论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
周 旋

本文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调整范围出发，讨论了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实践上的必要性，把离婚中的损害区分为离因之精神损害和离婚之精神损害，重点研究了离婚之损害的法律继受、权利义务主体、请求权的让与与继承、赔偿原则及适用范围等问题。

关键词：精神损害 离因之精神损害 离婚之精神损害



千百年来，婚姻的基础都建筑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上，只是到了上世纪爱情才成了婚姻的基础。但婚姻中情感因素的加入以及过于浪漫的情感追求，反而增加了婚姻中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兴起，使人们生活的环境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增加，人们的观念、欲望和追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根据李银河在北京市作过的一个随机抽样调查，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人的比例相当高，而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1]因此，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离婚理由也越来越多样化，酗酒、遗弃、缺乏感情、性生活不和谐、彼此厌倦及一系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都可以成为离婚理由。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2]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我国《婚姻法》却未对离婚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作出规定，《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中也无相应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则更无从寻求救济。虽我国法学界有学者曾提及我国应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问题，但对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尚不多见，因此，在我国新的婚姻家庭法已形成专家稿草案、制定民法典已被提上日程、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之际，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问题撰文研究，希望能有一定实际意义。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研究

早在罗马法发展的法典编纂时期，就出现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萌芽。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凌辱（injuria），涵义很广，不仅是对个人的自由、名誉身份和人格等加以侮辱就构成，举凡伤害凌辱个人的精神和身体的行为，都包括在内。后来裁判官允许被害人提起“损害之诉”，自定赔偿数额。到帝政时代，损害赔偿的请求额，完全由裁判官视损害的性质、受害的部位、加害的情节及被害人的身份等斟酌定之。[3]

近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的。一条路线是沿袭罗马法的侵辱估价之诉的做法，建立对民事主体精神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另一条路线是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在罗马法以后，开始出现赔偿因侵害身体、健康、生命权非财产损失的方法，即人身损害的抚慰金制度。[4]

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和发展是在20世纪。早在制定《瑞士民法典》时（1907年公布，1911年施行），就有精神损害赔偿肯定与否的争论。报界因深恐报道自由受到限制，增加讼累。德国一些学者亦警告精神损害将使人格商品化，因而采用限定主义，仅限于姓名权等几项权利损害可请求赔偿。限定主义，是大陆法系之初的基本主义。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判例确认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实为非限定主义。[5]非限定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趋势，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分别改采此种主义。精神损害，现已涉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许多方面，财产和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可以请求物质赔偿。[6]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精神损害是相对于物质损害而言的，它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权利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的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权利人的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遭受损害。[7]亦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限于非财产损害，也包括财产权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同时也不限于精神或肉体痛苦，有时精神权益受损害，受害人尽管未感到痛苦，也可请求赔偿。[8]笔者进一步认为精神损害不限于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痛苦，也包括非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如离婚等。

二、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

（一） 从夫妻一体主义到夫妻别体主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法律上看，这种变化经历了两个时期：

1、以夫权为标志的一体主义时期，即男女结合后合为一体，夫妻人格相互吸收，但实际是妻的人格为夫吸收，妻子婚后无姓名权和财产权，无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一切受夫的支配，这种模式多为古代法中世纪法所采用。

2、以夫妻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为标志的夫妻别体主义时期。指男女结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相互间享有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表现为男女法律上的平等。现代各国立法大都采用此种模式。

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平等的基础上的，夫妻各具有独立人格及财产所有能力，一方才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侵权可能，从而受害方才能要求另一方给予损害赔偿。[9]

（二） 从有责离婚主义到破裂离婚主义

随着传统婚姻观念的巨大转变，离婚已不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了，当代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立法发展趋势也从有责主义发展到破裂主义，对离婚的限制大大减少了。从过错离婚到无过错离婚，社会和法律对离婚的态度越来越宽容。依无过错离婚法的基本要求，只要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不论有无过错，任何一方都可以获准离婚。造成婚姻关系破裂一方的任何过错，应该与获准离婚无关；即使配偶一方完全无辜，也不曾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行为，法律仍可背其意愿而强制离婚。这就使配偶一方受到精神损害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余地。如果婚姻不幸破裂并且无可能挽回，那就应该让那个名存实亡，徒有其表的法律外壳解体，不过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平，最小限度的痛苦和烦恼。对于精神权益的损害，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一个好的救济手段。

（三）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会导致婚姻商品化、人格商品化。

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意见表示反对，认为允许损害赔偿会使婚姻趋于商品化，为高价离婚大开方便之门，所以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更合适。但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经济及其派生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的婚姻关系，婚姻主要是生活与利益的结合。若仅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显然无法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夫妻关系中有人身人格利益因素，既然民法上其他人格权利受到侵害要求损害赔偿没有导致人格商品化，那未，离婚之损害赔偿当然不会导致婚姻的商品化，相反，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婚姻关系在存续期间的过错行为，保障婚姻关系的稳定，提高婚姻质量，进一步提高当事人的人格独立、民主、平等意识，增强权利意识，而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以及形成和谐安全的社会秩序所必需。[10]

三、 建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有利于完善法律体系。

事实上，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对于保护公民的精神权利是明文规定的。《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评选陷害。”《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120条又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学者认为，应对此作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定主义解释，即将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定为上述四种侵权行为。这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考虑似无不妥，但系以牺牲法的妥当性为代价的。笔者以为，若将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相结合，应将上述条文作扩大解释，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将离婚过程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亦涵盖其中。

（二）有利于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现状看，近年来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四分之一起因于家庭暴力。因夫妻一方与人有婚外情、或通奸、姘居、重婚而导致婚姻破裂离婚有增无减，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总数的60%以上。[11]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因一方过错的侵权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如果不能够得到救济，则无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三）是实现“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