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多重视界


姚建宗

近年来，法治成了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践界最为热切关注的论题，同时也是我国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话题。然而，在我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当中，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固定化的思维倾向，这种思维倾向或者思维定势，就是简约化。这种简约化思维倾向在理论上体现为对法治的有意无意和或多或少的化简，在实践上体现为对法治的有意无意和或多或少的提纯。对法治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化简与提纯（简约化与纯净化）进一步体现在"唯法律论"上，即习惯于仅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并思考法治；这种唯法律论又具体体现为"唯立法论"，这种情况虽然在法学理论界体现得不是特别充分，但在我国政治上层即政治决策层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即特别关注"有法可依"；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种唯立法论更进一步体现为"唯物（制度）论"，即特别关注有形的法律的实际规范与具体制度等物质层面的周详完备，而比较缺乏对法律的精神层面的法的意识与观念的重视。由上述思维倾向所制约，我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所展现的单一视角与单向维度，便不能不表现为既与我国的法治理想相疏离又与我国法治的现实相脱节，其真实的价值与意义也就不能不存疑。

从如实而全面地准确认识法治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的角度而言，我本人更倾向于从事物的本来状况及其运作逻辑来认识事物本身的思维路径，因此，虽然我不否认对法治的化简与提纯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我更愿意把法治问题复杂化，而这实际上是对法治的还原。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理解和思考法治问题时，采取一种新的思维态度或立场，这就是多重视界的综合维度。

1．历史与现实。中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的思考基本上是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来进行的，但对法治的历史的思考显得比较简单，总是愿意用一种先验的或者固定的分析框架，即以法律的制度及其运作为轴心来描述法治，基本上是一种平面把握，缺乏对法治的历史的立体把握，即不大注意分析法治历史之存在的各种条件和因素，对这些条件和因素的合力作用对法治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如何，研究不够，似乎法治在单纯的法律制度建构与其运作中就可自然地达到。另一方面，我们对法治现实的考察要么局限于西方国家不同法治情形作形式的、表面的说明，缺乏对支撑其存在与持续发展之基础与根本动因的深度认识，要求中国法治建设注意这些形式法治建设；要么完全把眼光局限于中国现实国情之内，以国情为借口，否定法治具有某些普适性的人类共同性因素，过分强调法治的国别特色。同时，中国的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的历史和法治的现实的分析研究在总体上是分隔的，其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当然也不是紧密的，法治的历史考察既缺乏对法治的现实的当然观照，又缺乏对法治的现实的经验指导与教训借鉴；而法治的现实当然也满可以把法治的历史撇在一边置之不理，而对其所可能从历史当中得到的若干借鉴持一种轻蔑与傲慢的自大狂般的不屑。然而，对法治的思考必须在其历史与现实的层面进行，并体现出其前后相继、彼此绵延相续的内在逻辑和真实的联系。

2．理论与实践。法治的理论是从逻辑上分析法治的各种要素与条件及其存在与展开的各种可能情形，特别是其在理想状态下的各种可能情形；而法治的实践则是在具体的现实境况当中法治理论的具有真实的可行性的操作与运行。因此，理论中的法治不一定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也不一定就可以付诸实践，而法治的实践运作必定要对法治的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与选择。因此，理论与实践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中国法学者与法律人通常忽视二者的差别，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甚至将二者完全等同，法治的理论阐释者过多地背负了法治实践决策者与操作者的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法治的理论阐释与法治的实践运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形，我们对法治的思考可以分别从这两个角度进行，不必强求二者的统一，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不必苛求其与实践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责任在于实践决策与操作者，这种实践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

3．主体与客体。法治的主体不是单一的国家、政府、政党，也不是社团、法人、作为自然人的社会成员，而是包括这些成分在内的整个社会活动主体，它们之间是彼此独立、彼此依赖、彼此制约又彼此合作的，体现了一种以双向互控为基础的多重互控关系。而法治的客体则是由这所有的社会活动主体彼此之间的各种现实的和可能的各种关系所构成的总体，即人的日常生活。法治的主体是具体的、所有的社会活动主体，而不是纯粹抽象意义的"人民"，也不仅仅是"公民"，更不是"国家"、"政府"。这表明，法治并不是用法来治人，用"依（以）法治国"来表达法治的内涵也并不那么确切。由于法治的客体乃是广泛的社会活动主体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即人的日常生活，而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两个方面，因此，法治所表达的不过是社会活动主体的私人生活的自治与社会活动主体的公共生活的法律与规则治理，而这种治理社会活动主体的公共生活的法律与规则又必须始终以现实的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为根本目的，具体而言，这种法律与规则必须始终以人权为座标，以保障人的私人生活的自治为直接目的。

4．社会与国家。我国法学者在思考法治问题上，充分认识到了法治与国家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认识到了以国家为本位而把法律作为治国之强力工具的法律观与法治精神的实质背离，因而提出了在法治问题上要树立社会优位的基本观念。这自然不错，但的的确确很不彻底，这种对法治的认识理路还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社会，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独立自存的客观实体，它们都不过是人的存在以及在人的存在基础上的人的历史与现实活动的产物，从而也是人的历史与现实的活动结构与活动方式，从而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也是人的生活维度（可能是最主要最重要的生活维度）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的出发点当然不在国家或者政府，但也不在社会，而在现实的个人。因此，法治与国家主义自然水火不相容，但法治与社会优位也并不那么步调一致，相反，法治与个人主义倒是具有天生的亲缘关系。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个人的生活始终是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的网络结构之中展开的，个人的不同形式的组合（如家庭、社团、政党等）才成了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并逐渐在形式上和表面上脱离个人而存在，它们也才成为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层次的社会实在。所以，对于法治而言，国家优位观念当然不足取，但社会优位观念也同样有其缺陷与矛盾，只有个人优位观念才是其根本，也只有个人优位观念基础上的社会优位观念才能与法治相容。

5．权利与权力。由于法治的基点在人，个人优位观念是其基本信条，因此，在人的日常生活领域，私人生活优于公共生活，自治与自律优于他治与他律，于是，自由和尊严对于人的价值的优先性便不能不是自明之理。所以，对于人来说，权利始终是并且也不能不是第一位的。法治也就当然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主体高度重视和珍视自己的权利，同时又要对他人的权利彼此给予同样的尊重与珍视；法治也要求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充分尊重并服从以尊重并保障社会活动主体特别是个人的权利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权威，同时又要对这种公共权力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惕，而且，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尤其是操纵公共权力的主体要充分认识到公共权力的有限性，对公共权力予以限制的根本标准便是以基本人权为内容的个人的权利。与此相适应，法治也要求社会活动主体在享受权利和行使权力时，必须切实履行相应的义务，具有高度的义务意识与责任意识。也就是说，法治不仅要求社会活动主体认真对待权利和权力，而且要求社会活动主体认真对待其义务和责任。这里的义务和责任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包括社会活动主体在其扮演的所有社会角色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如宗教的义务和责任、道德的义务和责任、政治的义务和责任、法律的义务和责任等等。法治在社会活动主体自治与自律的层面上，所要求的不过是所有社会活动主体的自我尊重与相互尊重和自己对自己负责而已。

6．进化与建构。进化的法治观认为法治的生成与发展是人类社会自然而然的进步演化而得的，尤如瓜熟蒂落，纯系自然规律使然，决非人力之主观所为可能得到，因此，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应也不可能在人为的推动之下就可在短时期内完成，而我们目前所能做的不过是一步一步地为法治的生成创造条件，提供土壤，在法治的条件与环境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就催生法治不过是拔苗助长，会根本有害于法治。而建构的法治观认为，法治的生成与发展可能有多种方式和多个渠道，进化是一途，建构也可以是一途，特别是面对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国在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等到各种适宜的条件和环境具备之后才搞法治，而且，中国既不可能造就西方法治生成之初的各种所谓的条件，又根本无从得知何种程度的何种条件方与法治适宜，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在借鉴他国建设法治的经验教训并领会法治之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制度的建构来推进法治。进化的法治观反对在法治建设中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要求民间社会力量执法治之牛耳；建构的法治观则主张主要依靠国家（政府）的力量和权威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在中国的法学者和法律人中，都有分别持进化的法治观和建构法治观的，还有不少法学者和法律人持折衷立场，认为中国法治建设应走二者结合的道路。我本人就持这种折衷立场，但我不是笼统地讲进化论法治观与建构论法治观的"统一"与"结合"。我始终认为法治建设应观念先行、精神意识之培育优先。在我看来，进化的法治观所表达的主要是法治精神、意识与观念的自然生成，是从法治的民情基础的角度来培养法治的根基和土壤；而建构的法治观主要关注的法治的物质方面，即法治所要求的规范的确立与制度的型构。所以，我倾向于以进化的法治观为基础、走进化的法治观与建构的法治观相结合的道路，即，以对社会活动主体的法治精神、意识与观念的培育为核心，以个人和社会的自治为重点，结合进行法治的物质的规范与制度建设，来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7．启蒙与践行。中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如何实行法治上，即法治的践行乃是其关注的焦点和注意的核心，因此，他们的探讨多集中在法的规范与制度建设及其运作方面，而很少提及法治的启蒙。我个人认为，中国法治建设能否走上成功的正轨，至为关键的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全民性的法治启蒙。简单地说，所谓启蒙，指的是把人从无知无识或者缺知缺识的"不成熟"的状态解放出来，通过逐步获得知与识而使其理性成熟起来的过程。说实话，法治的确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其于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舶来物事，其真实的意义与运作于我们的确有些陌生，尽管我们的一些法学者和法律人对其真实的运作情形确实了解了很多，也给我们描述和讲解得比较详细，但谁又敢保证自己对作为西方文明之产物的法治的个中三味真正有所体味？而真实的情形恐怕是，尽管我们对法治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句句在理，但我们对它的确还是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所以，我本人以为，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奠基性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全社会的法治启蒙。不仅作为国家机构的立法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需要法治启蒙，而且各个政党、各个社会团体和组织也需要法治启蒙；不仅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级国家机构官员需要法治启蒙，而且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法人和自然人也需要法治启蒙，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的学者甚至法学学者都需要法治的启蒙。法治的启蒙不是某种形式的单向灌输，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各社会活动主体的相互启蒙，是他们之间的经验的互相交流。因此，法治的启蒙决非全民普法就能达其目的。

8．时间与空间。时间与空间是法治之生成与发展得以可能的两个结构性维度。就时间而言，过去时的历史轴线是由西方法治成长的轨迹来划定的，中国并无这一法治的历时性的时间资源；现在时的当前时段对于西方法治来说不过是其历史轴线的自然延长，而对于中国的法治来说当前时段则表达了它与西方法治在这一时段的某种契合，这一契合的必然前提当然还包括对自身因缺乏法治的历时性时间资源的一定程度的弥补，所以，中国法治建设的时间负担是比较沉重的，它要求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就空间而言，中国法治实践中中国与西方的位置距离暂且不谈，其最大的空间问题集中在城市与农村的位置间隔上。我总觉得，现时的中国法学者和法律人思考法治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比较偏心，他们是有意无意地站在城市位置，以"城里人"的口气在讲话，法治的中心似乎天经地义地在城市；农村作为城市的边缘化地域，似乎也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是法治的边缘或边疆。这样一来，法治建设在中国农村的推行便有如城市向农村的"拓殖"或者对农村这块"边疆"的开发，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时间维度上的滞后。我个人认为，在法治问题上，我们既有必要承认其历史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又有必要承认其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适性与共同性的成分，因此，中国的法治实践必定是在对西方法治的借鉴与批判之中展开的；但同时，中国的法治实践也必须克服其"城市中心主义"的态度和立场。

9．平民与精英。法治既以个人为基点、以社会活动主体的广泛自治为特色，便不能不体现出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因此，法治在本质上应当是平民主义的（并非民粹主义），但同时，法治又是以智识与文化的进步为保证的，因而也不能不有社会精英的参与、推动和引导。尽管从西方法治的情况看，其司法与政府运作的精英取向至为明显，但其整体倾向还是平民取向的。而我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有意无意地体现出来的恰恰是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而比较缺乏平民主义的大众情怀。无论从法律的规范设计与制度构造上，还是从法律的操作实施上都更多地表现出了中国社会知识文化贵族与政治精英的文化霸权主义与政治霸权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很少有知识与政治精英表现出一种常人意识。精英意识的强化与常人意识的淡薄，有使我国法治脱离其真实的存在根基与立足点，从而远离甚至超脱于社会公众的生活、异化为人的对立物之可能。

10．形式与实质。中国的许多法学者与法律人都注意到了法治应当从形式和实质着眼，他们一般把形式法治表述为强调"依法而治"，秩序，法律的普遍性、稳定性与逻辑一致性等等，即求得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而把实质法治表述为强调法律至上、法律自治、权利保护等等。许多法学者与法律人也提出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应遵循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路线，在规范设计与制度构造上表现为重程序法由程序法再实体法的取向，而不是象我们以前所做的那样恰恰相反。这些思考大致都不错，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总觉到这种思维颇有一结机械论的味道。且不说形式法治绝不能等同于程序法制建设，我特别想指出的有两点：其一，我国学者对形式法治的种种思考都是以认同我国现行的、法治展开的各种既成事实的条件为前提的,希望旧瓶装新洒。但若没有对我国既成事实的各种条件的必要的改革或改良，这些条件能否承载法治重任的确颇有疑问，至少，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对法治在其中运行的各种社会领域（法律之内与法律之外）的组织、机构与设施的组建与运作予以反思性的考察分析。其二，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互为支撑与保障的，在理论认识上将二者分开并不表明、也不能在法治实践当中把二者分开并确定谁先行后行的次序。

11．目的与手段。对法治的目的与手段的认识，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首先，就中国的民主政治与宪政建设而言，可以把法治看作是目的，而把以国家（政府）为基点自上而下，以社会为基点自下而上或者这两种形式的不同结合方式的对法治的推进看作法治的手段。这是中国法学者和法律人目前对法治问题予以认识和理解的基本路径。我赞同这种理解，但同时认为还有另一种思考的理路，即其次，就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而言，立足于人的生活，那么，法治本身实际上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乃是人的确证、是人格尊严与人性完善的追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法治所追求的目的不过是让人自己成为具有人格、富于人性的人。由此看来，法治的方方面面，自始至终都体现或者应当体现着对现实的人的当前命运与未来前途的热情关注。这种关注不是一些人对其他人命运与前途的同情关注，不是精英对平民命运与前途的启示与先知般的关注，更不是国家（政府）或党派对民众的命运与前途的慈父般的抚慰性关注，而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对其自身命运和前途的真实情感与切身关注。

12．价值与工具。法治的所有规范设计、制度选择、组织机构与设施的组建，其所直接涉及的乃是对人的生活的某种程度的调节，这种规范性调节显现出了法治具有工具属性；但同时，这种工具属性并非技术性的、中立性的，而是自始至终体现出对人的生活的保障、对人的命运与前途的观照，所以法治中的法律是，也应当是具有深刻的价值蕴含的生活指导工具，这与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工具观具有根本性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法治及其要素与成分的工具性与价值性应当是统一的，而决不是对立的。在我看来，法治的价值尽管必须以基本人权为基准，但其首要的方面乃是对人的自由的认可与保障，法律对人的自由的保障是全方位的，包括人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乃是相信人的自治能力，相信人自我把握其命运与前途并自我负责的潜能。

13．信仰与理性。法治的昌明必须首先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所以我坚信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社会活动主体对于法的宗教般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一般的社会公众看来乃是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必然选择，因为它符合社会公众的经验、情感与直觉。但同时，这种经验、情感与直觉又是经得起人的理性的检验与锤炼的，也就是说，法治所显现的人们对法律的至上性的信任与尊重，是经得起严格的理性反思与批判性的证伪验证的。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不能不承认人的智识的局限性，按照海耶克的说法，人的理性与智识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实际上表现了人的无知。正是由于人的无知使人意识到了人的自我维持能力的不足与社会合作的必要，也正是由于人的无知才使人确信将自己的命运与前途托付给自己的经验、情感与直觉的合理性。因此，人对法的信仰并不是盲从与无可奈何的选择，而是具有内在的理性尺度与从容的计算权衡的。所以，法治需要人的理性，也需要人对法的真诚的信仰。

14．神圣与世俗。从实体性的内容来讲，法律所关注并干预的乃是人的日常生活，是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诸多领域和方面，用一句通俗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法治的关注焦点乃是人的世俗生活的各个侧面，即人的生、老、病、死、赡、扶、养和油、盐、酱、醋、茶诸般俗务，极其世俗。但同时，法治从对人的诸般俗务的关注当中，体现出的乃是对人之为人的天理的尊崇与顺服，是对人之为人和人的命运与前途的关切与尊重，正是在对人的这种关切与尊重之中，法治显现出了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绝对肯认与无条件的服从，正是在这里，法治从其世俗之中体现了其内在的崇高与独特的神圣性。所以，从法治对人的尊严、人格和人性的角度来看，法治的事务是世俗的，但其事业的确是神圣的。

15．法与法律。就思想的源流论，古今中外的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律的认识都有两种根本对立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法与法律是有区别的，法是法律的理想原型，因而也是法律之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最为根本的检验标准与评判依据，法律不过是法的一定时空定位之中的现实表达方式，其与法的要求的适应与重合程度由于各种具体的客观原因与现实条件的不同而显现出差异。另一种主张则认为，法与法律只有称谓上的差别而无本质上的不同，它们都表明了法或者法律的现实性、实在性与可感性。前一种主张大致可以归结为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后一种主张似乎表达了实证主义法学派的意见。从法治的基本精神、原则、意识与观念来看，同时也从法治的价值主张与根本目的而言，我本人更倾向于自然法学派法与法律二元论的基本观点。因为，法治的核心乃是法律至上权威的确立和社会主体行为自治与独立平等人格的养成，法作为法律的理想原型与根本的价值评判准则，由于其与人性要求的一致性而具有毫无疑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当法律偏离法的标准时，人们也有一个客观的、理想的法的模式可以对法律的"脱轨"进行批评和校正。相反，当法与法律合二为一时，法律本身必须自始至终确证自己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当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坚信法律自身与其人性要求相悖从而无法满足人的现实需求时，法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便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很快便会陷于崩溃，人们对法律即对法的信任、信心和信仰也就会彻底瓦解，其重建也必然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所以，我本人一直坚信，法治的观念基础与精神要件的确立，即人对法的信仰的养成，必须依赖于自然法的基本信念，而法与法律的二分有其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16．模式与参照。法治的模式是对法治在历史与现时之中的实际践行的某种概括，也指一国进行法治实践所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与策略，在一般情况下，法治的既成模式当然也就成了法治的可能模式的基本参照。从法治的生长发展来看，各国所采取的实际的行动方案与推进策略也是不同的，而且，这每一种互异的方案与策略也基本上不是先验地理性设计的实践映现，而在方案与策略的践行中积累经验教训而不断进行修改与校正的产物，所以，严格说来，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在推行法治便有多少种法治"模式"，所谓"西方法治模式"、"英美法系国家法治模式"、"大陆法系国家法治模式"之类的说法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而是一些含混不清、极易给人以误解的说法。在历史和现时的法治"模式"之中，重要而有意义的乃是法治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与根本宗旨和目的，至于其具体的实际规范、制度、组织、机构、设施及其组合方式与运作技术，不过是把法治的精神、原则、宗旨和目的予以现实落实的各种可能的措施与手段之一。而且，法治的具体规范、制度、组织、机构、设施及其组合方式与运作，能否贯彻并落实法治的精神、原则、宗旨和目的，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得到贯彻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这些具体规范、制度、组织、机构与设施，而取决于它们存在并运行于其中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历史、国民性格与社会民情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与制约。所以，一国在推行法治过程中，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各种既成法治模式作为参照，以选择和确定自己的可能的法治模式时，只要抱定法治的精神、原则、宗旨和目的不变，使其具体落实的规范、制度、组织、机构与设施，无论是从作为参照的法治模式中引进或借鉴，还是自行创制，都不过是细枝末节。如此看来，他国法治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是"参照"，一国推行法治的策略与方案在任何情况下也都必然自成一"模式"。

17．简单与复杂。事实上，法治是由众多的点、线和面所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它的生成与发展更是涉及到人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句话，它是极其复杂的，简单地从某一个角度、某一个方面来看待法治是无法真正认识法治的，所以，在实践和理论上对法治的化简与提纯并不妥当。

在我看来，我们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认识和对待法治问题，都有必要首先对法治进行复杂性还原，这种还原也就是要求我们抱持一种整体的法治观、综合的法治观和复杂的法治观。


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金华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金政发〔2011〕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金华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市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


金华市人民政府

二○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金华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二○一一年五月十日市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金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的新一届金华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工作规则》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发展城市群、共建大金华”战略主线，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第三条　市政府工作的准则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科学管理，坚持恪尽职守、廉洁从政，坚持团结协作、真抓实干，坚持政务公开、行政问责。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第四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始终保持坚定、清醒、有为的精神状态，牢牢把握科学、民主、法治的行政原则，大力弘扬为民、务实、清廉的工作作风。
第五条　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工作。副市长（市长助理）协助市长工作。
第六条　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七条　副市长（市长助理）按分工负责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牵头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
第八条　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
第九条　市政府班子成员要各负其责，除各自抓好分管和牵头工作外，市长重点抓机制建设和管理体制完善，常务副市长重点抓工作督办和目标责任考核，其他副市长（市长助理）重点抓市长交办任务的落实。
第十条　市政府组成部门实行主任、局长负责制，由其领导本部门的工作。
审计局在市长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能，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市政府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整体意识，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精诚团结，自我加压、狠抓落实，切实维护政令统一。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第十一条　市政府要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十二条　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促进全市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十三条　严格市场监管，推进公平准入，完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执法，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四条　加强社会管理，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第十五条　强化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第十六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第十七条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及财政预算，经济调节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社会管理重要事务、规范性文件、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需要由市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和决定。
第十八条　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包括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的议题、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性公文，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提请事项涉及多个部门的，提请单位要主动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并履行会签程序。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相关部门所提的各种意见，应由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和单位盖章，随提请事项一并送市政府办公室。涉及县（市、区）的，应当事先听取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
第十九条　市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条　市政府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
第二十二条　市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制定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或废止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规范性文件，确保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市政府的决定、命令，并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由市政府发布决定或制定规范性文件，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及重要涉外、涉港澳台事项，应当事先请示市政府；部门联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发布前须经市政府批准。
第二十四条　提请市政府讨论、审议或批准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或组织起草，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机构承办。规范性文件未经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不得发布实施。
第二十五条　严格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第二十六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市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政策，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第二十八条　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和市政府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政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第二十九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负责地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依法备案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第三十一条　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撤销或修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规范性文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各县（市、区）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二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要问题，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
第三十三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市政府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
第三十四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推行和完善绩效管理，建立重大项目目标考核制度，鼓励奋发有为，大力治庸治懒，确保政令畅通；建立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制度，规范资金使用，强化绩效评价，做到用前有论证，用时有审批，用后有审计，年末结余资金不得结转使用。
第三十五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推行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第三十六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三十七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的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第三十八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工作安排
第三十九条　市政府提出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形成年度工作安排，下发执行。
第四十条　市政府每季度召开一次经济形势分析会，会商经济运行中表现出来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研究提出解决办法，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第四十一条　市政府每月召开一次市长工作例会，交流各条线工作完成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讨论研究重点、难点问题，跟踪督查重大项目进展情况，推进重点工作顺利开展。市政府领导每周要做好工作安排，做到重点突出，安排合理。
第四十二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按照市政府工作部署，做好年度工作计划和季度、月度等阶段性工作安排，并将工作完成情况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及市政府办公室。

第十章　会议制度
第四十三条　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制度。
第四十四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主任和局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重要指示、决定和会议精神；
（二）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三）部署市政府的重要工作；
（四）通报有关重要情况。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四十五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组成，由市长或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市长助理）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研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重要指示、决定和会议精神；
（二）传达和贯彻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决议；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四）审议规范性文件；
（五）讨论提请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要事项；
（六）通报和讨论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其他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半月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四十六条　市政府专题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由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或秘书长召集和主持，或委托副秘书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处理属于市政府领导分管职责范围、需要统筹协调的业务事项；
（二）研究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意见；
（三）研究处理全市性重要活动的协调实施事项；
（四）研究贯彻上级领导和市委、市政府领导所作的批示、指示；
（五）研究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分管领导或秘书长协调、审核后提出，报市长确定。提请市政府专题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办公室协调提出，报市长或市政府分管领导确定。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人员。
第四十八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由秘书长签发，如有必要报市长签发；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由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或有关副秘书长（副主任）审签后，报副市长（市长助理）或市长签发。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涉及部门内容的，部门要有会签意见。
第四十九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凡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统一由市政府办公室按有关规定办理；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得要求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召开，不邀请县（市、区）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全市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十一章　公文审批
第五十条　各县（市、区）、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及市政府关于公文处理的规定。除市政府领导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个人报送公文，市政府领导一般不在报个人公文上批示。
第五十一条　各县（市、区）、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统一由市政府办公室按照市政府领导分工呈批，并根据需要由市政府领导转请其他市政府领导核批，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
第五十二条　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报送省政府的公文，向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长签发。
第五十三条　以市政府名义发文，属于市政府分管领导职责范围内的事项，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签发；涉及政策性、全局性重大事项的，由市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由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签发；如有必要，可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签发或报市长签发。
分管副秘书长要对草拟文稿的政策性、准确性、真实性、实用性负责，分管副市长要负责对文稿的审核把关。
属部门职权范围内事务、应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的，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

第十二章　纪律和作风
第五十四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第五十五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第五十六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第五十七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设学习型机关。
第五十八条　市政府领导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
第五十九条　市政府领导不为部门和下级政府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情况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的，一般不公开发表。市政府领导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十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转变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能。
第六十一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请销假和重要事项报告制度。
市政府领导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向市长请假；市政府其他组成人员不能参加会议，向市政府秘书长请假。
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出访、出差和休假，应事先报告市长，由市政府办公室通报市政府其他领导。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外出，应事先报告市政府分管领导和市政府办公室。
各部门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重要情况、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对职权范围之外的重大问题要按规定程序及时向市政府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