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9号


（2007年6月22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已经2007年6月22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矿山地质环境，防治矿山地质灾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障公共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活动。
　　第三条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应当与开发利用相结合，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
　　第四条　县（含县级市，下同）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实行统一规划、防治结合的方针，组织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五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建设、水利、农业、林业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六条　鼓励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技术和方法，普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知识，提高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水平。
　　第七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与治理。
　　第八条　对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规　　划

　　第九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规定如实向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矿山地质环境的相关资料。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保密。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发展改革、建设等部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本省实际，利用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结果，编制本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发展改革、建设等部门，依据上一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利用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结果，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矿产资源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水土保持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等相衔接。
　　第十二条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矿山地质环境状况和发展趋势；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原则、目标和任务；
　　（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
　　（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措施和治理项目。

第三章　保　　护

　　第十三条　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应当保护矿山地质环境，依法做好水土保持、植被恢复和土地复垦工作。
　　第十四条　探矿权人应当按照批准的勘查设计施工，对勘查矿产资源遗留的钻孔、探井、探槽、巷道进行回填、封闭，对形成的危岩、危坡等，采取治理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第十五条　申请开采矿产资源的，采矿权申请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地质灾害治理资质的单位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报有采矿许可权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已建和在建的矿山企业，未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的，采矿权人应当编制，并报原采矿许可机关批准后实施。
　　第十六条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矿山基本情况及地质环境现状；
　　（二）开采矿产资源对矿山地质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分析、预测、评估；
　　（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及保障措施；
　　（四）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
　　（五）国家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十七条　采矿权人扩大开采规模、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的，应当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并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八条　采矿权人应当按照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开采，避免崩塌、滑坡、地裂，防止或者控制地面塌陷等矿山地质灾害事故发生。
　　第十九条　开采矿产资源，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矿山安全的法律、法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开采活动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废石和尾矿等废弃物。
　　第二十条　开采矿产资源，应当依法保护和利用水资源，减少对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水量的影响，防止水污染、水源枯竭和水系破坏。
　　第二十一条　在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过程中，对具有科研和利用价值的地质遗迹、景观以及文物古迹，应当采取保护措施，并及时报告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第四章　治　　理

　　第二十二条　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权人负责治理恢复，治理恢复费用列入生产成本。矿山被批准关闭或者闭坑前，采矿权人应当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完成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恢复。
　　第二十三条　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储存、专款专用的原则，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采矿权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
　　保证金缴存、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四条　采矿权人应当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确定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进行勘查、设计。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经勘查、设计后方可施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应当由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实施监理。
　　采矿权人不具备治理恢复能力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资质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业务。
　　第二十五条　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的要求，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恢复，不得弄虚作假、降低治理恢复质量。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不得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单位的名义承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业务；不得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业务。
　　第二十六条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采矿权人或者承担治理责任的单位应当每年将治理情况报告矿山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七条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应当达到下列主要标准：
　　（一）整治被破坏或者废弃的土地，使之恢复到适宜植物生长、水产养殖或者其他可供利用状态；
　　（二）整修露天采矿的边坡、断面并实施绿化，无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安全隐患；
　　（三）采取封闭、充填或者人工放顶等措施，使地下井、巷等采空区达到安全状态；
　　（四）处置矿山开采活动中产生的各类废弃物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五）地表水水质得到恢复。
　　对具有观赏价值、研究价值的矿山遗迹，鼓励开发为地质地貌景观保护区、旅游区或者矿山公园。
　　第二十八条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后，由采矿权人向矿山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经验收未达到治理恢复标准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逾期治理仍达不到标准的，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重新治理，治理费用从保证金中列支。保证金不足支付治理恢复费用的，由采矿权人补足。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实施前已关闭或者废弃的矿山，由矿山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对其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治理恢复。市、县人民政府可以通过多渠道融资治理已关闭或者废弃的矿山。投资治理已关闭或者废弃的矿山，投资人可以依法享受投资收益，但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前款规定的已关闭或者废弃的矿山，其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应当由具有相应治理恢复能力或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资质的单位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完成后，由矿山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因采矿而挖损、塌陷、压占的土地，治理后可用于耕种的，经验收确认后，可以依法折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
　　第三十一条　采矿权人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从废石（矸石）、尾矿中回收矿产品的，可以依法减免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组织建立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环境监测网络。
　　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矿山地质环境实施动态监测，指导、监督采矿权人开展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并将监测情况向社会公告。
　　采矿权人应当定期向矿山所在地市或者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监测情况，如实提交监测资料，接受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和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业务的单位提供服务。
　　第三十四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义务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第三十五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职责时，可以对下列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确定的治理措施落实情况；
　　（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情况；
　　（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情况。
　　第三十六条　开采矿产资源发生破坏矿山地质环境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矿山地质灾害的，采矿权人应当采取应急措施，并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第三十七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破坏矿山地质环境的行为或采矿权人不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义务的行为，均有权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受理并及时依法调查处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第十条规定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划的；
　　（二）未依法批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的；
　　（三）未依法组织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验收的；
　　（四）违反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探矿权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采取治理措施，治理费用由探矿权人承担，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对勘查矿产资源遗留的钻孔、探井、探槽、巷道未进行回填、封闭的；
　　（二）对形成的危岩、危坡未采取治理措施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未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编制；逾期未编制的，予以警告，可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应当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而未编制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编制；逾期未编制的，予以警告，可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但已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除外。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扩大开采规模，未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或者编制的方案未经批准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警告，可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未按期治理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恢复；逾期拒不治理或者拒不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治理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采矿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依据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业务的勘查、设计、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查费、设计费、监理费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业务的施工单位处工程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停止相应业务，降低相应资质等级；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相应资质证书；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相应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及监理业务的；
　　（二）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以及监理活动中弄虚作假、降低治理恢复工程质量的；
　　（三）以其他单位的名义或者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的勘查、设计、施工及监理业务的。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采矿权人未定期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情况，如实提交监测资料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提交；逾期不提交的，予以警告，可并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关键词: 诉讼契约/合法性/标准
内容提要: 在民事诉讼场域中存在大量的诉讼契约，对于一些并未为立法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的合法性问题，理论界曾一度对此持否定性态度。而事实上，这些诉讼契约依然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并非所有的诉讼契约都具有合法性，诉讼契约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标准时方具有合法性。


诉讼契约系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外或诉讼中对于现在或将来之一定纠纷，就民事诉讼有关行为所达成的旨在对诉讼程序之进行发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合意。自古罗马以来，各种不同的诉讼契约形态在民事诉讼场域中不断涌现。诸如诉讼和解、执行和解、鉴定契约、协议举证期限、撤诉契约、不起诉契约、不上诉契约、举证责任分配契约、选择简易程序契约、既判力扩张契约、不为强制执行契约等等。在上述诉讼契约中，有些诉讼契约诸如撤诉契约、不起诉契约、举证责任分配契约、不为强制执行契约等等，仅存在于鲜活的司法实践而并未上升到立法的层面。对于这些立法或司法解释并未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形态是否具有合法性，在理论上尚有争议。至于哪些诉讼行为当事人可以契约，诉讼契约的合法性应当具备哪些标准等在理论界鲜有论及。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诉讼契约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诉讼契约合法性的标准等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否定诉讼契约合法性的主要观点

在19世纪之前，有关诉讼契约问题在理论界绝少论及，完全被“边缘化”。这一现象至19世纪末有所改观，“至19世纪末叶，才开始了对关于诉讼契约的全面考察。”[1]然而，学者们基于“门户主义”的过分追求，仅承认立法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形态的合法性而对于法无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形态则抱持顽固的排斥与禁止态度。并在权利保护说思想影响下，在诉讼法领域出现全部否定法无明文规定诉讼契约合法性之思潮。归纳起来，否定的理由主要有：

1、明示其一，排斥其他。有法谚云：“省略规定之事项，应认为有意省略”、“明示规定其一者，应认为排除其他”。法既然明文规定若干诉讼合意诸如合意管辖、诉讼和解等，必寓有禁止其他诉讼契约之意，否则，法律这些规定将毫无意义。既然立法并未规定诉撤回契约等诉讼契约形态，那么就意味着立法并不认可这些诉讼契约的效力。为此，这些诉讼契约也当然并不具有诉讼法上的效力。

2、公法不得以私法契约变更。学者们认为公法领域“并无契约自由之存在，不得以私契约变更之。”德国学者Bülow进一步阐释道，由于诉讼法为公法，而具有不可处分性，因此除法律上明文承认者（如管辖合意及仲裁协议）外，当事人就其他事项所缔结诉讼契约并不合法。[2]（P50）公法的不可处分性决定了立法并未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类型不具合法性，并为法律所禁止。

3、任意诉讼禁止。所谓任意诉讼禁止原则系指，诉讼手续之审理方法及顺序、诉讼行为之方式与要件等等，均由法律加以统一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于各个诉讼情形，任意变更法律所未预期之手续方法或要件等等。因此在禁止任意诉讼原则下，只有于例外情形，在诉讼法上有明文许可之场合，当事人间始得以合意方法约定能直接发生诉讼法上效力之各种行为。[2]（P53-54）之所以如此系因为“诉讼系集团现象，诉讼程序亦非仅为特点事件之当事人而存在，若许对个别事件顺应当事人之要求及便宜个别处理，则因事件之拖延，影响其他事件的审理，增加法院之负担，有害诉讼制度营运之圆滑，故有必要依法划一处理，使诉讼定型化，不许当事人任意左右诉讼审理之方式与顺序，并规定当事人诉讼行为之要件与方式”。[2]（P53-54）K.Hellwig也明确指出，实体法上当事人自治或私法自治之原则并不适用于诉讼法，在诉讼法领域，毋宁以“程序任意禁止”作为原则，换言之，诉讼法主要规定当事人对法院所为之一定行为，要求具有一定形式，至于在两造当事人间就一定行为所缔结之契约，由于不能满足诉讼法所规定之形式要求，即不具合法性，自不能在诉讼法上发生效力。为此，他们认为，“除有明文规定，得以诉讼契约发生诉讼法上效果外，不得以合意代替法定之方式。”[2]（P54）为维护诉讼程序的刚性与稳定性，法无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不为诉讼法所容忍。

4、不得以契约发生与法定诉讼行为相同之效果。该说以撤诉契约为例具体阐释当事人不可随意以契约行为产生与法定诉讼行为相同之效果。其认为“法律既对撤回诉讼之（单独）诉讼行为定有要件及方式，显见法规范系寓有不得以其他方式达成相同效果（诉讼撤回）之意旨，故诉撤回契约应不生诉撤回效果。”[3]（P268）基于同样的逻辑，对于那些法无明文之诉讼契约形态也不具有诉讼法上诉讼行为效力。

二、诉讼契约的合法性基础

在上述学术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并不为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新型诉讼契约形态，因遭受司法与立法的强烈抵触与排斥，其合法性一直不被认可。事实上，这些诉讼契约形态的存在有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首先，并非公法都不可契约。传统公法理论认为“私法秩序与公法秩序是根本对立的，前者以私人意识为原则，而后者却是强行法规定，没有容纳自由意思的余地。”[4]（P77）与私法领域贯彻契约自由原则不同，在公法领域，契约不自由则是原则，而以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才允许契约形态的存在为例外。而且这一例外“也不是可以恣意决定法律关系，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而为，这只不过是在适用公法而已。”[4]（P77）上述理论，遭到当代许多学者的强烈批判和深刻反思。弗莱那认为，公法契约是以制定法认可为原则的，但习惯法对之有认可的时候，公法契约原则上是应该得到承认的。日本学者市村博士认为，私法契约的原理不止限于私法领域，公法也具有共通的原理，二者共通的法律现象是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或者事物性质上当然排除适用私法原则的场合外，私法规定应该适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公法契约也当然能够存在。[4]（P80）学者阿培尔特更明确指出，在公法领域也存在强行法与任意法之区别。基于此他进一步指出，公法中也存在着契约的可能性。[4]（P80）公法契约在行政领域的出现足以说明“公法无契约自由存在”命题不再理所当然。因为即使在公法领域，也有所谓任意性规定。行政契约的出现即为明证。行政契约的出现“其承认至少意味契约绝非私法仅有。”[2]（P53）不仅在行政领域出现了公法契约，而且在具有公法性质的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领域也同样涌现了众多契约行为，诸如行政诉讼调解、辩诉交易和刑事和解等。因此，就具有公法性格的民事诉讼而言，因其解决对象的私法性更注定了在民事诉讼领域中存在更为广阔的可契约空间。因此“不能一律以公法上规定为由，将与公益无直接关系的诉讼合意，视为法律所不容许的行为而排除。”[5]为此，并不能一概以民事诉讼法为公法为由而否定那些并未为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之合法性。

其次，未违反强行性规定之诉讼契约具有合法性。法律规则是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准则和标准，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和规定。依据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规定和限定的范围或程度之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所谓强行性规则，是指内容规定具有强制性，不允许人们随便加以更改的法律规则。所谓任意性规则，是指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人们自行选择或协商确定为与不为、为的方式以及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规则。对于强行性规则，当事人仅能遵守而不得违反；而对于任意性规则，遵守与否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同样，在诉讼法领域，对于强行性规则当事人不得基于协议加以处分；而任意性规则则是当事人可以契约的领域。“当事人如果具体地就某种诉讼行为约定其实施或不实施，只要该具体约定的内容、目的不违背民事诉讼制度原有的机能和目的，即使其约定法无明文，也无解释为法律必然禁止之必要。”即该行为“原则上只要不违反强制性诉讼规则，就应当肯定诉讼上合同的合法性。”[3]（P267）德国学者Schiedermair也认为，“除法律上所承认者外，当事人关于诉讼程序所为之协议，在不违背公益下，应承认其效力。由于诉讼法之规定可再区分为强制规定与任意规定，涉及任意规定所为之诉讼契约，均应承认其合法性。至于强制性规定与任意性规定之区分，则涉及公益与私益之衡平保障，民事诉讼作为国家司法权所建立之公共制度，必须兼顾公、私益，个人对于民事诉讼程序可处分部分，以不妨碍公共利益之情形为限。”德国学者Schlosser也认为，“只要诉讼法上无明文强制禁止之事项，皆应承认当事人得缔结诉讼契约。”[6]为此，对于未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之诉讼契约具有合法性。

再次，传统理论在“禁止任意诉讼原则”上存在认识的误区。“禁止任意诉讼原则”是就诉讼的形式要求而设定的有关诉讼程序进行的方法，法律为确保诉讼程序的安定和统一，当事人实施某种诉讼行为时，应该受到限制。但这并非否定当事人合意的价值及其法律上的意义。[3]（P267-268）申言之，“禁止任意诉讼原则”确立的根本目的在于强调程序的安定性。这一传统理论对于程序安定性的追求是正当的，而问题在于其走向一种极端——过于追求程序的安定性价值而忽视或者排斥其他程序性价值诸如程序经济与程序民主等。民事诉讼程序具有多种价值，如公正价值、经济价值、自由价值、民主价值和安定价值等。[7]具体如诉讼期间制度，该制度既体现了程序的经济性，又体现了程序的公正性。因为，如果诉讼期间过长则会导致诉讼的不经济；相反，如果诉讼期间过短则难以保证诉讼的公正性。为保证程序的经济性与公正性，诉讼期间的确立既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而应当适中。就诉讼契约确立的正当性而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追求程序的经济性。“法律上明文承认之诉讼契约多系为追求程序之经济、迅速。”[8]（P215）诸如对于本应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当事人基于协议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其目的就在于追求诉讼的经济性。为此，对于既不违背程序的安定性又能兼顾程序的民主、经济等其他价值的诉讼契约当然具有合法性。“如果当事人的合意行为不危及程序安定，且没有违背诉讼公平正义之原则，其行为应为法律所允许，其决定自由及合意行为理应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尤其是当事人在诉讼上地位平等、意思自由以及公平的情形下就一定的具体实体权利义务和诉讼权利义务进行处分时。”[3]（P267-268）

最后，法律的滞后性及其规定的不周全性决定了法未明文规定诉讼契约存在的合法性。法律具有滞后性和不周全性等局限，“它要处理的现实社会生活则是具体的、形形色色的、易变的。因而，不可能有天衣无缝、预先包容全部社会生活事实的法典。这就使得法律不可能不存在规则的真空和一定的不适应性。”[9]法律的上述局限性为诉讼契约留下了可存在的空间。“以诉讼契约之多彩多姿千变万化，统括无遗理解掌握，现今学说亦有所难能，况有甚多类型系出现于法律制定后，立法者根本无从预想者”。为此，当然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而拒绝承认这些诉讼契约存在的合法性。而且“法律规定为列举或例示，应探求其目的及基础，不宜以法无明文遽然否定。”[2]（P47）

三、诉讼契约合法性的标准

尽管那些并未为立法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但并非一切诉讼行为当事人都可以契约。诉讼契约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基础上方具有合法性。判断一诉讼契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主要在于：

1、允许当事人处分的行为方可基于契约处分。就诉讼契约而言，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处分的限度决定着当事人可契约的范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沈冠伶指出，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上“所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系以‘法律上允许当事人处分’者，作为承认之依据及界限”。基于此，她进一步指出，“不论是在法院面前之证据保全期日、准备程序期日、或独任审判所行之期日、或是在法院外，均承认两造得就‘诉讼标的、事实、证据或其他事项’，或就‘双方所主张之争点，或其他有利于诉讼终结之事项’成立协议。”[8]（P208）即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以契约对象首先应是允许当事人可处分之对象。这些主要有起诉、上诉、诉之撤回、上诉之撤回、舍弃、自认、证据之提出等。尽管立法上对于上述事项并未明文规定为当事人可契约对象，但基于当事人依法所享有之处分权限而言，其当然可以就上述事项与相对方达成契约。对于此类契约，除“立法者又再使法院于个案中具体衡量公益与当事人利益之轻重，否则无庸再就协议是否有违公益予以审查，盖在当事人依法享有处分权限之范围内，可认为原则上此类事项多与公益无涉，而可由当事人自由处分”。[8]（P213）即上述内容原则为当事人可自由契约的当然范围。

2、诉讼契约的对象原则限于任意性规范，而强行性规范则不可成为契约之对象。对于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当事人程序上可处分权限的规定，而当事人却又基于契约对此进行变更或不再适用该规定者，申言之，此时当事人所处分对象并非法律上允许当事人可处分之对象，对此能否由当事人基于契约自由处分。首先须分析该契约对象在性质上系属任意性法规还是强行性法规。“如该规定内含授权性，得使当事人自主形成法律状态而变更规定内容，则属任意法规，”[10]，而任意性规定因其内容的授权性，当然为当事人可契约处分之对象。倘若该规定内容非为授权性而为强行性法规，因强行性规范要求行为主体必须作为或不作为之强行性品格，决定了该强行性规范并非当事人可自由处分之对象。

3、宪法性诉讼权利原则上不得基于契约处分。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存在的前提与基础。诉讼法有关规定乃至实务运作都应遵循宪法价值及其原则的规范与指导，不得与宪法规范相抵触。就当事人达成的诉讼契约而言，也同样应遵循宪法的价值与原则。“在对应因当事人合意所形成之‘任意诉讼程序’，因其涉及法院公权力行使问题，自亦不应仅因当事人合意即可免除受宪法规制要求……因而法院对于当事人关于诉讼契约之合意，即有必要以宪法价值及原则为审查之必要。”[11]诸如宪法性权利的合法听审权，当事人就不可基于契约剥夺之。如果当事人约定剥夺一方当事人之接受送达、阅卷以及法庭陈述等权利，因这些约定明显剥夺宪法所规定之当事人合法听审权，为此这些约定就不具合法性。但也不可一概认为所有宪法性诉讼权利都不可基于契约处分，若由法律规定之意旨发现其属于当事人可处分之规范，即使对其之处分可能影响当事人最基本诉讼权，也不能一概禁止。诸如当事人可以约定不公开审理、不言词审理等即是。

4、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可违反公平诚信原则。一些诉讼契约的对象尽管没有违反强行性规定，但“契约之基础亦不能脱离缔约上之公平性，尤其是契约当事人两造能力有不平等时，则须本于诚信原则以判断契约之合法有效性。”“诉讼契约乃存在于当事人间之法律行为，其契约解释即应受诚信原则之拘束。”[8]（P213）就契约之特殊形态——诉讼契约而言，亦应遵循契约的本质要求，即诉讼契约之达成须遵循公平与诚信原则，否则所达成的诉讼契约无效。诸如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关于合意管辖就有如此的限制，该“法”第28条第2款规定，如当事人之一造为法人或商人，依其预定用于同类契约之条款而成立，按其情形显失公平者，他造于为本案之言词辩论前，得声请移送于其管辖法院。但两造均为法人或商人者，不在此限。再如该“法”第270条第3项“但书”规定，当事人就其争点，经依第1项第3款或前项为协议者，应受其拘束。但经两造同意变更，或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或依其他情形协议显失公平者，不在此限。由上述条文我们可清晰发现，当事人在缔结诉讼契约之际仍须满足契约之本质及其基本要求，如果所达成诉讼契约违反公平诚信原则，则所达成的诉讼契约将归于无效。

5、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可违反经济性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创设或者允许存在诉讼契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也正在于追求其经济性，对此有学者曾明确指出：“法律上明文承认之诉讼契约多系为追求程序之经济、迅速，不谨为当事人之程序利益，亦使当事人得自主性解决纷争，而减少利用法院之资源。”[12]如管辖契约，虽使本无管辖权之法院拥有管辖权，但就国家司法机关总体而言，并未增加其负担。再如程序选择契约，当事人可选择将普通程序改用简易程序，但不得将简易程序改用普通程序，因为前者节约了司法资源，而后者却较本应适用之程序支出了更多司法资源，当然不被许可。为此，“对于未明文规定之诉讼契约，在公益之考量上，其合法性之界限即存在于，不允许当事人以契约方式，摆脱依诉讼法所定之合理分配，而试图取得或利用较多之司法资源，此将使其他纷争之解决受到迟延，并使整个社会负担司法系统之支出增加。”[12]详言之，当事人就程序约定之内容，合意排除适用某一程序规定之结果，将较法定程序更不经济而有损于其他人利用法院之机会时，诸如就简易程序改用普通程序之契约、排除适用关于逾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失权规定之契约等，都不应允许。即只有有助于诉讼经济性实现之诉讼契约，方具有合法性。

6、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得违反当事人所享有的程序上的最低保障要求。有学者曾明确指出，“法治国家中诉讼程序之进行，有一定最低程度之程序保障基本要求，例如法官之中立性与独立性、听审权之保障、公正程序等，以尽可能维持裁判之经济、适正及其公信力，就此等程序保障基本要求亦不适当成为当事人处分之对象，不能以合意方式变更，而使最低程度之满足均不具备，例如约定仅由某造当事人陈述意见或举证。”[12]即当事人所达成之诉讼契约不可违背当事人所应当享有的最低限度程序上之保障，否则，这样的约定就不具有合法性。

此外，诉讼契约之达成不得损害第三人以及国家或社会的利益。而且在人事诉讼和家事诉讼中，当事人以契约形式处分相关权利时，法官有权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