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即非婚姻关系的男女共同生活的行为，在中外历史上都存在过。我国于1950年颁布《婚姻法》，将一夫一妻、结婚登记作为基本的婚姻制度确立下来，并逐步加以完善。同居行为在上世纪80年代前曾几乎绝迹。近年来同居现象在我国逐渐增多，随之产生的纠纷也与日俱增，特别是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比较突出。笔者多年审理婚姻家庭案件，从数量上看，涉及同居关系的案件虽不在多数，但对其中的财产纠纷如何审理因尚无专门规定，争议很大。那么，何为同居关系？如何正确地适用现行的《婚姻法》及此后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审理这类案件，准确的分割财产，保护当事人合法的财产权利？在此，阐述一家之言。
　　一、同居关系的内涵
“同居”词典上解释为同在一处居住。同居从居住的对象来看，可分为同性同居和异性同居。从同居的时间来划分，同居可分为短期同居和长期同居：前者如同居一个星期甚至一天，“一夜情”之类；后者如居住者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持续、稳定地生活在一起。
　　与之相对应的是，同居关系也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不同的见解。广义的同居关系，是一种基于共同生活、居住而形成的关系。狭义的同居关系，是被赋予了特定含义的同居即虽然不完全具备合法婚姻的构成要件，但在某些方面与婚姻关系又有些相似的特征。人民法院审理的同居关系纠纷，是指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对外以夫妻名义相称形成的共同生活、居住的关系①。也有学者称之为准婚姻关系②。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同居关系”一语更为常用。笔者以下对同居关系的论述采取狭义说，是与婚姻关系相对应的，二者在是否受法律保护以及保护的程度等方面有明显区别。
（一）婚姻关系的类型
在法律主义的引导下，婚姻的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③。合法性要求法定的婚姻主体资格具备者依照法定程序成立婚姻，方有法律效力，否则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婚姻绝非两性自然的生理结合，而是经当时社会确认其为夫妻关系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只能存在于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的男女双方之间④。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根据婚姻法的基本原则，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我国目前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有两种形态：

1.登记婚：包括即一开始就具备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登记婚和依《婚姻法》第8条规定经补办登记后形成的具有一定溯及力的婚姻关系。后者指虽符合婚姻的实质要件，但尚不具备形式要件的情形，应当允许补办登记，通过补正行为使之成为合法婚姻。
　　2.事实婚姻。《解释（一）》第5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婚姻关系的夫妻间的同居，为其应有之义，是合法同居关系。
　　（二）同居关系的类型
　　从修改后的《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同居关系有三种形态：
　　1.非婚同居关系
　　之所以未采用“未婚同居”的提法，是因为人们习惯上认为“未婚同居”是指青年男女的初婚前同居，对于离婚夫妻和好后未办理复婚登记即又同居的则认为不在此列。故笔者认为，“非婚同居”的提法既可以避免人们习惯认识上的误区，又能准确地表达这种同居的特征。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不违反《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原则和结婚的实质要件的，虽非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但对此种私权范畴内的行为，应奉行“法不禁止即自由”。因此，既然该行为的成立不为法律所禁止，那么解除一般也不能进入司法领域，故《解释（二）》规定：当事人如果起诉仅仅要求解除同居关系，法院不予受理。
　　2.非法同居关系
　　（1）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关系。2001年修订后《婚姻法》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作为禁止重婚的补充。《解释（一）》第2条规定：婚姻法第3条、第32条、第46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解释（二）》又进一步规定：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因此，人民法院应将其作为同居关系纠纷中的一种特殊类型案件，以更好地维护一夫一妻制、促进社会文明健康发展。
　　（2）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而形成的同居关系。《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据此，这也属于同居关系的一种形态。婚姻无效的情形包括：（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
　　二、我国同居关系的社会与立法现状
　　（一）社会现状
　　从有人类社会开始，同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同时存在，并一度受到多国婚姻法的排斥。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非婚同居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增加。目前，在我国在不同的人群中，均存在同居族。一是城市（特别是发达的地区）人口中的年轻人，因为受到西方同居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出于对承担婚姻责任的胆怯和对婚姻不稳定的惧怕，认为“试婚”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跃跃欲试，不再羞于启齿。二是农村有些群众认为办理结婚登记没有意义，只要按风俗举行婚礼即可，或为逃避计划生育政策而故意不办理结婚登记，这使得农村中的非婚同居现象也十分严重。三是部分老年人或受子女阻拦不敢再婚，或出于对再婚后产生家庭纠纷的恐惧而不愿意办理结婚登记，从而选择同居的方式。
　　（二）立法现状
　　1950年到2000年整整50年间，新中国《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修改向国民昭示：婚姻以登记为要件；要结婚，得登记。修订后《婚姻法》再次重申了这一点，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但由于受到传统民间习俗的影响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我国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共同生活的人为数可观，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修改后的《婚姻法》之所以增加“补办登记”这一柔性规定，就是为了给涉足这种行为的人们提供一个最后补救的机会，同时也强化了登记的效力（否则登记制度就失去了意义），并在法律上严格区分同居关系和婚姻关系，不失为一种有利于保持社会关系稳定的一种方法。这反映了法律以正视现实的态度对待这类客观存在的现象所持有的一种灵活、变通的态度。《解释（一)》亦对此类行为人进一步作了规定，“未补办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明确了未补办的法律后果。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未强调该行为的“非法”性，一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的基本用语“非法同居关系”。解除同居关系和解除非法同居关系这一微妙的变化，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区别，但却是质的转变，折射出的法律底蕴不可小视，体现了涉及人类感情生活的婚姻家庭纠纷的特殊性和“特事特办”的务实态度。在《解释（二）》，最高人民法院走得更远了。第1条就明确规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婚姻法第3条、第32条、第46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这样，人民法院对无配偶男女的同居采取不予理会、干预的态度，完全是个人私事。法律条文上的变化体现出观念的转变：婚姻法具有民法的本质，属私法范畴。因此，对于同居这一民事行为，除特殊情形外，司法不应予以干预，因为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法律既不提倡也不禁止。
不论同居行为有怎样的合理性，从法理角度虽不宜多加限制，但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确实不容忽视：（1）冲击了“一夫一妻”制和婚姻登记制度；（2）规避了计划生育政策；（3）发生纠纷后妇女儿童易成为弱者；（4）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几乎所有关于同居问题的研究都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即由同居关系演变成的婚姻比非同居关系发展成的婚姻具有更高的离异风险，同居关系并未促进婚姻的般配性和长久性，其盛行几乎与离婚率的上升并行。从深层次看可能是婚姻关系往往更多地依靠道德伦理观把两人凝聚在一起，而同居关系则是一种自然本能的倾向使然，缺少伦理纽带。
同居关系中财产纠纷的裁判
法律的视而不见不会影响同居现象的存在。同居关系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同居关系，但一方要求解除而另一方不同意并发生争议的，只有法院有权裁决。因此法官应充分考虑裁判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并通过裁判的指引作用，使人们感受到同居的利与弊，从而对自身的生活方式作出正确地选择。
受理
《解释（二）》对此已有明确规定。
　　（二）实体处理
　　《解释（二）》虽规定了受理同居纠纷的相关问题，但对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纠纷的实体处理未作详尽规定。无论解除同居关系本身是否需要司法干预，上述问题均需在诉至法院的同居纠纷中加以解决，缺乏具体规定就会使司法实践陷入无法可依或裁判不一的困境。幸好《若干意见》的第8条至第13条对财产分割、债权债务关系如何处理和子女抚养问题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除了在用于表述上“非法”二字已经被新的司法解释修订外，其余内容如果与修改后的《婚姻法》及出台后的司法解释没有抵触的，仍然可以继续适用。
同居关系的认定
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同居关系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符合结婚实
孙套：《性或非性之民事契约》，载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2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姝旎：《论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规制》，载《法制与经济》2007年第8期。
质要件的事实婚姻的保护，但在司法实践中，审理的同居关系纠纷远非限于此，如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因此，按本文前述的同居关系的三种类型，审理时应首先认定是否成立同居关系，从而界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2.同居关系的解除
（1）关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同居关系纠纷，人民法院应判决解除同居关系并处理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
（2）被宣告婚姻无效而形成的同居关系，《解释（二）》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后，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应当将婚姻无效的情形告知当事人，并依法作出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应当对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其他纠纷的处理分别制作裁判文书。”
（3）非婚同居者起诉要求离婚且未补办结婚登记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3.同居关系中的财产分割问题
财产分为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
在处理积极财产问题时，双方有财产协议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可其效力，优先适用；双方无协议或协议无效时，在非婚同居者之间的财产关系上，各国立法区别较大，有的适用夫妻财产制（如瑞士）；有的适用联合财产制(如菲律宾）；也有的适用合伙关系（如美国部分地区）。相对而言，我国对同居者之间的财产关系仅在《若干意见》第10条中予以了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在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但其中使用的“一般共有财产”一词，严格而言并非规范用语。通观《民法通则》，始终没有使用“一般共有财产”的提法，仅有第78条第2款规定的“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揣度司法解释者的本意，使用“一般共有财产”只是为了与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相区别，从而否定该种共有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合法性———非法同居关系。但使用“一般共有财产”一词确与现行法律规定不一致，极易造成认识和使用上的混乱，应予纠正。
那么，如何界定同居期间的财产性质？《解释（一)》第5条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虽然该条是对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中同居期间财产关系的规定，并倾向于共同共有，但是否对非婚同居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者也具有适用性？有学者认为，同居者之间对财产无约定的，按共同共有处理。笔者认为，要正确认定同居期间的财产的性质，首先应明确同居期间的财产不能等同于共同共有财产，不能产生离婚时分割夫妻财产的效果。其次，处理同居者财产的一般原则是：各归各有。如果有证据证明自己为对方财产的获得作出贡献，即形成共有，可以从两种方式中选择对该项财产加以认定：一是按份共有，二是共同共有。选择共同共有，虽易于操作，但无法体现与夫妻共有财产的区别，反而成为与夫妻共有财产关系等量齐观的财产关系。这显然不利于保障婚姻关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也不能体现行政机关婚姻登记的权威性。这是选择共同共有的最大缺陷。选择按份共有虽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但如何认定共有人的财产份额有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同居期间均注入财产且能分清出资比例的，认定按份共有操作极为简便。但如一方有财产收入，而另一方无财产收入时，该怎样认定双方的财产份额呢？这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了余地。无收入的一方提供了家政服务的，应认为也创造出价值，可按照一定的比例，确定其在共有财产中的份额。如果双方共有份额难以确定的，则推定为份额相同。
综上，笔者主张将同居期间形成的共有财产关系认定为按份共有。因为权衡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制度的利弊，定性为按份共有更能体现出立法对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的不同态度，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同居之弊端并主动放弃同居这种生活方式。
（2）在处理消极财产及同居期间产生的债务问题，应认定为共同债务，双方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同居关系中的其他财产权利
（1）经济帮助
大多数国家不承认同居者相互之间有抚养权，如埃塞俄比亚；美国司法实践则有适用默示契约肯定女方抚养权的判例；我国过去司法实践中在解除非法同居问题时，如果一方有困难，法院要求有条件的一方应给予有困难的一方以一定的经济帮助。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弱者作用。因为同居关系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合法婚姻的人身关系，因此原则上讲，也就不存在相互的扶养义务，均无扶养请求权。但是现实中应有例外。因为在同居关系中，也会有较为弱势的一方：或为共同生活体作出较大牺牲，以致在同局关系结束后，因一时无法找到工作等问题没有足够的能力维持生活，或为女方怀孕等需要特殊照顾等情况，应当酌情让另一方给予经济帮助。但在下列情况下可以免除：被帮助方不再有被帮助情形的；被扶养一方结婚或者有新的同居关系的。
（2）继承权。在同居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发生继承，不得相互继承遗产。如果同居伴侣依靠被继承人扶养且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或对被继承人扶养过多的，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可以适当分得遗产。
（三）裁判中的相关问题
对于非婚同居起诉要求离婚且未补办结婚登记的，能否准予撤诉？是否一律判决予以解除？应否在裁判主文中述及解除同居关系，还是仅裁判财产问题和子女抚养问题？司法解释对上述对上述问题未予明确。此外，审理中往往还会遇到原告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或应交案件受理费而不预交，申请缓、减、免交而未获批准仍不预交等情形……对这些消极诉讼行为究竟应如何处理，确为审判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另外，《解释（二）》第1条规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结合《解释（一)》第5条规定，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婚同居的当事人诉至法院的案由不同，可能会引发不同的处理结果：起诉请求离婚的，如不构成事实婚姻，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而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一般不予受理。这是否意味着案由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最终的结果？
侵犯专有出版权案件的侵权认定和赔偿问题研究
辛尚民

一、侵犯专有出版权的认定原则
　　我国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享有专有出版权”，“图书出版者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图书。”关于专有出版权的内容，国家版权局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9条中也予以明确的说明，“图书出版者依照著作权法第30条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和在合同约定地区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的方式出版图书的独占权利，受法律保护。”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出版社所享有此项权利是有严格限制的，第一，出版社对专有出版权的享有必须是在著作权人授予的期间内，授予的地域内行使。第二，以原作品的同种文字出版图书。第三，出版的方式必须是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除此之外，出版社是不享有专有出版权的。
　　在审判实践中，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特征的侵权方式的侵权行为是不难认定的。但实践总是复杂的，有些侵权行为的出现并不完全符合上述特征。如某出版社未经许可将其它几个出版社出版的几本书摘编成一本实务全书，而且摘编的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将书中内容的三分之二进行摘抄，有的摘抄二分之一，有的摘抄一本书中的一个或几个作者独自撰写的章节，有的是将他人出版的图书的主要内容进行变相的抄袭后重新编排进行出版等等。在认定这些情况是否构成专有出版权的侵害上，是无法简单地对照法条进行判断的。那么这几种情况是否是对专有出版权的侵犯?认定构成专有出版权侵害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能否严格按照国家版权局的解释加以判定?
　　要正确认定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必须正确认识专有出版权的概念，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专有出版权的立法精神，那么专有出版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一番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专有出版权的实质在于保护出版社经济利益。版权法的历史是与传播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最早将图书的印售形成一种产业的首先出现在西欧。特别是中国的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相继传入欧洲，加以欧洲科学的发达和文艺的复兴促成了教育事业的进步和普及。这两方面的因素为图书出版业的兴起提供了技术和社会的前提。于是书籍成了一个使商人有利可图的新产业。随着出版业的兴起，出版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谋求对某些书籍有独占的复制和发行等权利，首先成立一些协会，如英国于16世纪中叶成立的印刷公会，由皇家授权，给会员出版特权。当时保护的权利主体是印刷出版商，保护的行为是出版，作者没有任何利益。后来发现，作者才是真正的财富源泉。1709年资产阶级胜利，英国颁布的《安娜女王法案》才是真正意义上以保护著作权人为本位的法律，著作权人才处于版权制度的核心地位。但是在后来的版权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版商一直在版权法中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目前人们获取信息，传播作品的主要渠道仍然是出版业，作品的传播离不开出版印刷者的投资。作者个人是无法传播作品的。而且出版业是一个投资大，高风险的行业，法律赋予其出版权的专有，是对出版社的保护与鼓励。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出版商对于图书的出版几乎没有付出智力性创造劳动。出版社在出版图书过程中是不能更改图书内容的，否则必须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对于图书的出版不构成新的作品。因为图书完全是由作者进行创作完成的，图书的完整著作权由作者所享有，出版社只是通过合同的形式将作者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在一定条件下转让给自己所享有。当然，出版社对于图书的装帧、版式之设计则享有专有使用权，但这与著作权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出版社通过对图书的出版，通过合同的形式仅享有著作权人授予其的图书专有出版权，也即是由于图书专有出版权的行使而带给其的经济利益。这是对出版社在传播图书时进行投入的回报，是图书形成商品产生利益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在著作权人和出版商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平衡。
　　因此，从版权法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法律赋予出版社以专有出版权，是对其利益的保护，这与法律对作者的保护并不完全相同。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专有出版权的保护也应从这一角度去考虑。也就是说，凡是足以影响到出版社的经济利益时，就应视为是对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对于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明确规定，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如以原作品的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方式出版图书，应作扩大解释。原版式应以侵害到出版社的专有出版经济利益为原则，也即实质侵害原则，而不宜理解为以原版式的形式原封不动进行再版才属侵权，同样修订本和缩编本再版也应作同样理解。因此，抄袭内容的多少并不能作为认定是否侵权的唯一依据，主要应考虑侵权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出版社再版或重印此图书的经济利益。如果侵权者使用了原书中的内容足以影响该书再版时的经济价值，哪怕使用的内容不多，也应构成侵权。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作品使用者从介绍作品的角度，摘录书中部分内容，则不构成侵权，但如果是摘录的最为精彩的部分，而且摘抄量较大，足以造成对该书的销量下降的，也应认定为侵权。但可以在侵权情节上酌情判定应承担的责任。如美国一家出版社与一位名人签订合同，对其将要写出的回忆录进行独家出版，后来，其发现另外一家报刊将该回忆录中的最为精彩内容先行进行刊登，该出版社解除了专有出版合同，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专有出版社与著作权的关系及侵权认定
　　作者将自己的作品以合同的形式把专有出版权授予给出版社享有，是自己行使著作权的方式之一。然而作者一旦将自己的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授予给了出版社，那么，与此相关的权利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在合同约定的区域内则自己不再享有，自己的著作权则不完整了，在自己行使著作权时，是要受到专有出版权的制约。但这并不等于说作者就丧失了全部的著作权，应该说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仍享有相应的著作权，对专有出版权的侵害也同样会构成对著作权人著作权的侵害(但在个别情况下，如著作权人与出版社签订合同，图书的再版不再包含有著作权的利益，而侵权又是完全型的，不涉及著作人身权时除外)。那么作者将自己的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授予出版社后自己还享有什么权利呢?
　　首先，作者还应享有作品的署名权。作者的署名权不因专有出版权的转移而受到影响。作者仍然享有对其作品进行署名的权利，不尊重作者对作品署名是对作者著作权侵害。如图书被盗版，在侵犯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同时(或者不构成对专有出版权的侵权)，如果盗版图书没有为作者署名，就构成对作者署名权的侵害。
　　其次，作者以授权的形式将图书出版，出版则意味着发表，而发表权则是一次用尽。所以对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并不涉及作者对其作品发表权的问题。
　　再次，关于作者对作品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专有出版权授予出版社后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修改权仍然存在，但是该权利的行使则受到限制。一则是不能将修改后的作品再擅自出版发行，否则构成对专有出版权的侵权。二则是作者对作品的修改只能等出版社对图书再版或重印时才能行使。但如果图书再版或重印时，作者对作品进行修改，而出版社以修改后会影响图书发行效益不同意作者对作品进行修改时怎么办?笔者认为，那要看修改内容是否构成实质性与否。如果作者修改的内容比较多，或虽然内容不多，但属关键内容，已影响到图书的销售时，出版社可以以享有图书专有出版权对抗作者的修改。如若作者只是对内容的更新或更正，增加一些新的符合新形势要求的内容，出版社不应阻止，尊重作者对自己作品的修改，这是作者对作品所享有修改权的重要体现。
　　在一本图书出版后，作者又将该图书的主要内容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叙述风格编写图书在其它出版社再次出版，是否构成对原专有出版权的侵犯，这也是一个需要讨论问题。如果作者对再出版的图书只是内容结构的变化，而基本内容，如所使用的素材不变化，或作者的基本观点与前书一样，尽管在文字的主要部分并不完全相同，但可能在版权法上已构成对原作的抄袭，此书的出版势必会影响到原书的发行。对此，也应予以禁止，否则不利于出版社的竞争。但如果后书的主题与前者不同，仅是在论述个别问题时使用了部分相同的素材资料，或者个别地方的观点相同，但整个图书的结构和内容并不相同，则不应限制后书的出版。
　　关于图书被侵权时，对作者修改权和作品完整权的侵权认定。如果侵权者以符合法律规定的完整侵权形式的特征进行盗版，那么显然并不涉及作者对其作品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问题。但如果侵权者是实质性的对专有出版权的侵权，那么就有可能涉及到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权。如果侵权者在盗版图书中将作品进行了修改，或者对图书的盗版中以歪曲的形式使用了作者创作的图书中的内容，足以违背作者创作该图书的意图或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则在构成对专有出版权侵权的同时，也同样构成对作者对作品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但是如果侵权者在盗版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或文字的偏爱对图书进行一些文字性的修改或修饰，尽管影响了作者原意的表达，但没有从实质上构成对图书所表达思想的篡改或歪曲，不宜认定为对作者修改权或者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此修改行为可以成为在侵权者承担责任时考虑的一个情节。
　　第四，作者对作品的使用和获得报酬权。当著作权中的专有出版权授予出版社后，应该说，作者著作权中受到最大限制的是作者对作品的使用和获得报酬权。作者对作品的使用不得与法律保护出版社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相冲突，否则作者即构成侵权。但是，也应当看到，作者仅是将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授予给了出版社，作者还可以对作品以展览、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等方式使用。
　　当然，法律对出版社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规定得也是十分的严格。因此，出版社在行使专有出版权时也自然受到著作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
　　1?出版社只能按照作者交付的作品以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出版。出版社对专有出版权的享有及享有期限和区域是通过合同由双方约定的，如果双方没有约定，则出版社不享有专有出版权。因为专有出版权是一种契约权利，而不是一种法定权利。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专有出版权区域，则可推定为国内发行。如果要发行国外，则需特别授权。出版社还只能按同种文字进行出版，如果翻译成其它文字不经同意也同样构成侵权。
　　2?出版社擅自将专有出版权转让给其它出版社进行出版构成侵权。出版社获得的是图书的专有出版权，而不是图书的著作权。自然，出版社所能行使的只能是专有出版。而且此专有出版权的获得是在特定主体之间产生的，并不意味着作者对图书的专有出版权的完全丧失，只是约定期间内的临时特定对象的让予。而且出版社在重印或者再版图书时，还“应当通知著作权人，并支付报酬。”这里的通知不仅仅是知会的意思，应理解为出版社对作者是否行使著作修改权的尊重。如果“图书脱销后，图书出版者拒绝重印、再版的，著作权人有权终止合同”，收回专有出版权，如果此专有出版权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同意擅自由出版社进行转让，那么出版社则构成对著作权的侵害，著作权人可以通过诉讼解除专有出版合同，收回专有出版权。当然也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那就是一个出版社被撤销后，其依合同享有的自己曾出版过图书的专有出版权如何处置，这众多的专有出版权对于出版社来说是一笔财富。当然专有出版权只能由具有资质资格的出版社行使，具有资质资格是出版社享有著作权的前提，那么，专有出版权是否当然随着出版社的解体而丧失?对此，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图书专有出版权的享有对于出版社来说是一笔无形资产，是一笔潜在的财富，但是由于出版社的解体，致使这潜在的财产权已无可能实现，图书专有出版权因主体的丧失而不复存在，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笔无形的潜在财产已丧失，其专有出版权的财产权仍由出版社的后继单位所享有。作者或另外一家出版社想再版该图书，其可以不必经过出版社的后继单位的许可，但应对原出版社的财产权进行补偿。
三、侵犯专有出版权的赔偿中专有出版权的享有者与著作权人的利益平衡
　　侵犯图书专有出版权的赔偿问题，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实践中算法各异，极为混乱，特别是关于专有出版权的享有者与著作权人的利益平衡问题。那么侵犯图书专有出版权的赔偿问题如何计算呢?
　　首先应遵循民事赔偿的损赔相当的原则，目前人民法院在掌握赔偿时一般掌握三种计算方法，一种是因侵权给被侵权者造成的经济损失，侵权者要全额赔偿；第二种是根据侵权者在侵权行为中的获利情况进行赔偿；第三种是根据双方曾有过的约定进行赔偿。此三种情况被侵权者是可以进行选择的。但不管按哪种方式进行赔偿，实质上是对民事赔偿损赔相当原则的贯彻。
　　由于图书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必然侵犯著作权人和出版社两方的利益，侵权者的赔偿责任应同时包括对著作权人的赔偿和对出版社的赔偿。下面作者分完全形式的侵权和实质性的侵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1?完全形式的侵犯专有出版权时专有出版权与著作权利益分配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弄清楚图书在正常出版的情况下双方利益的分配。应该说影响图书出版利益分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稿件质量、印数、发行情况等。但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稿酬支付标准的有关规定，图书出版著作权人和出版社的利益分配有三种计算方法，第一种是按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再版重印时，作者仅拿印数稿酬。第二种是按版税稿酬的方法进行计算，在初版或再版重印时作者都以此拿相应的稿酬。第三种是双方根据稿件和发行等因素进行一次性支付稿酬的约定。这主要由出版者与作者根据情况进行利益选定。实践中的作法一般是，对于学术等专业性较强，印数不高，重印可能性不大的图书，作者一般选择第一种计算方法，这样作者可以拿到较高的稿酬；在印数较大或可能再版重印的图书，作者多选择版税稿酬的方法进行计算；出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考虑，出版社一般倾向于选择版税计酬的方法。由于以上稿酬计算方法的不同也影响着作者和出版社利益的分配，下面我们不妨分别进行分析。对于采用版税制的，不管图书发行量的多少，作者的利益被定格在版税率上，也即3％——10％，目前一般图书的出版都选择在6％左右。图书的出版发行的费用发生大概是：成本费(制版、印刷、校对、管理、装订等费用)占图书总码洋的30％，发行批发价在六折(平均值)。这样出版社一般利润在24％左右。
　　如果印数较低，双方选择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法进行计算。关于其利益发生比例，我们不妨从一本书的出版发行来考察。一般情况下，一本50万字的书，定价在35元，如果在印刷5000册的基础上，按照新的稿酬支付标准进行计算。按每千字50元，初版时，作者可拿到的稿酬是500×50＋500×50×1％×5=26250元(如按6％版税计算为5000×35×6％=10500元)。占图书总码洋的26250/5000×35=15％。此时，出版社的利润在15％左右。如果重印5000册时，作者可拿到稿酬是5000×50×1％×5=1250元，占图书总码洋的1250/5000×35=0.7％，这个比例显然在大幅度缩小。图书成本费用大概在25％左右。此时图书出版者则所得利益应占总码洋的34％左右。
　　尽管每本书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但从这个大概的数字中可以看出一本书分别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的初版和再版时的大致利益分配情况。笔者认为，这应是图书专有出版权被侵权时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我们必须尊重的规律。
　　关于侵权者进行赔偿计算所应基于的基数，对于按版税制的，仍应按此方法进行计算。但对于按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法进行计算的，目前有两种不同的争论观点。一种是按照图书再版时的损失计算。另一种是按照图书初版时的标准计算。由于计算的标准不同得出来的赔偿数额也大相径庭。那么应按哪种计算标准进行计算呢?
　　作者认为应当按照损赔相当原则，即按照图书再版时的标准计算，因为这是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赔偿的原则是损赔相当。作者一旦将其作品的专有出版权授予给出版社，作为著作权人的作者除享有著作人身权的同时，对著作财产权的享有只有再版时或图书重印时的印数稿酬，作者只能获得这么多的利益，不能因为侵权而使其应获得的利益变得更多，损失扩大，这不符合法理，也违背法律规定的赔偿精神。有人主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不能适用正常出版时的规定，因为如果侵权者按正常的出版程序与作者协商，作者可能不同意侵权者出版该作品。而且作者对专有出版权的转让是基于出版合同，有一种良好的信誉或荣誉在里面，如从事法律工作的可能比较看重法律专业的出版社，如果侵权出版社系非法律性质的出版社，也许作者不会同意，或者双方可以约定比较高的稿酬，现侵权者没有经过同意擅自出版构成侵权，关于稿酬的支付理应按初版时计算。笔者认为，尽管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图书一旦被出版社出版，在双方约定的在一定期间内一定区域内，图书所产生的利益格局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关于出版问题及获得相应利益的权利表现得更加突出。出版社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及其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是一种优先权，一切与之相冲突的行为，包括作者本人都在享有专有出版权人的抗辩范围之内。如果侵权出版社欲出版该书，在协商过程中，仅有作者的同意而没有享有专有出版权出版社的同意也是不可的。在协商过程中，也只有在满足了享有专有出版权人的经济利益要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允许其它出版社再次出版。所以图书在侵权状态下依然如此，著作权人与专有出版权人的利益格局不可能发生变化。
　　有人说在侵权情况下，就应该加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制裁侵权者，按初版时的标准计算赔偿数额。而笔者认为，对于违法侵权行为的惩罚和对著作权人利益的保护，可以体现在根据侵权情节判定侵权者承担赔偿的基本数额的倍数上，而不应体现在计算的基数上。否则只能违背法律保护图书专有出版权人的立法本意，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我们也不妨通过上文所提到的专有出版权侵权案进行计算，看一看两种不同计算标准的结果。案例中被侵权的50万字按目前的稿酬标准30—100元的稿酬标准的50元计算，初版时著作权人应获得的稿酬是500×50＋500×50×1％×5=27250元。按照目前人民法院所掌握的惩罚标准在2至5倍之间，如按4倍考虑是27250×4=10.9万元。如果都按上限进行计算，那么这个数字可能还要高得多。再加上赔偿被侵权的出版社的损失35×5000×34％=59500元，这样显然与实际发生规律不符。我们看一看按照再版方式进行计算的结果。即按规定的每千字30—100元的50元计算标准，著作权人在侵权行为中的损失是500×65×1％×5=1250元。如果再加上惩罚性的4倍，应该得到的补偿是1250×4=5000元。出版社的损失仍是59500元。为加大对著作权人的保护我们不妨按上限进行计算，那么作者应得稿酬是500×100×1％×5=2500元。加上5倍应得的补偿就应是2500×5=12500元。与正常图书出版所获得的稿酬相比已经翻出了10倍之多，应该说著作权人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法律保护。
　　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侵犯专有出版权的赔偿计算标准仍应按照损赔相当的原则，即按照图书再版时的标准计算，而不应按照初版时的标准计算。
　　2?实质性专有出版权的侵权赔偿
　　在第一个问题的论述中，都是以完整的侵权行为进行计算的，但是实践中，侵权行为并不都是以完整的侵权行为出现，更多的是构成实质上的侵权。那么著作权人的损失和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出版社的损失又如何计算呢?这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构成实质上的侵权，也分两个方面，一是对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的损失赔偿，另一个是对著作权人的著作权侵害的赔偿。对于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的侵害，其侵权后果是直接影响了图书的再版，使出版社损失其经济利益。因此，对于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的损失应以侵权行为对出版社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的图书销售的影响情况进行计算。如果原版是按版税率进行计算的，其损失计算应是，侵权图书的总定价中出版社被侵权内容应占的定价×侵权图书的发行数×再版发行中出版社利益之比例(分版税率和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两种情况)。如果不能准确计算出侵权书中对原出版物内容比例，则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评估出因侵权行为对出版社经济利益的影响所造成的损失，然后由侵权人进行赔偿。或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由法官进行酌定。
　　作者的利益损失，如果是按版税率进行计算的，应是侵权图书的总定价中作者被侵权内容应占的定价×侵权图书的发行数×版税率。如果是按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进行计算的，应是作品被侵权者使用的字数(以千字为单位)×每千字稿酬×1％×侵权书发行的数(以千册为单位)×惩罚性倍数。如一本书中共34万字，被侵权者摘用了30万字，而侵权图书总字数为180万字，定价400元，共印了3000册，那么出版社的损失应是(400/180)×30×3000×34％=68000元。著作权人的损失是300×100×1％×5×5=7500元。但如果构成实质性的侵权时不能准确计算出具体的数字，那么也可以由有关部门进行评估来确定赔偿数额，或由人民法院的法官根据侵权行为的侵权情节等全案的情况进行酌定。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