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吓死人的制度性反思

周永坤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博士生导师


2007年4月24日傍晚，南京奥体中心附近的牡丹江街上某建筑工地门口，一名卖水果妇女看见城管执法车开过来，担心占道经营受处罚，慌忙跨上三轮车，骑了就走，不料刚走出十几米，一头栽倒在地，猝然身亡。曹卢杰、任国勇：《卖水果妇女掉下三轮车猝亡》，《扬子晚报》2007年4月25日。
城管始于何年何月，它由谁首创似已不可考，但是城管近年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却不容置疑。前次小贩崔英杰案尚未最终结案，又有此次南京“城管吓死人”事件，再次促使人们思考城管问题。
　　城管是我国社会转型中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相当复杂的原因。它的直接原因当有三：现代化过程中城市人口的膨胀，单位社会解体所带来的社会失序，由于前两者所造成的警力不足。 第一个原因不必多说，大家都看得见，第二个原因得说几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为“单位社会”，它的最大特点是“人是单位的一员”，每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单位承担着大部分的社会功能，包括对成员的管理职能与纠纷解决职能。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形式，它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但的最大问题是公民对单位及其领导的依附所带来的人的依附性。改革开放以后，它在种种改革面前无法存在，逐渐解体。单位社会的解体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人”，而这是公民社会的必要前提，因此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平等、法治的社会管理机制的滞后，不同程度的社会失序接踵而至。人口膨胀加上社会失序，增加了警力的需求，这本来很正常，需要增加警察。但是由于以下这两个原因的介入，这一社会原因才导致了“城管”的产生。其一是经济的考虑，由于警察的成本相对高，有些地方无能力或不愿意支付这一较高的成本，于是想出了城管，由他们行使相当一部分警察职能。二是为了权力的便捷行使。警察权的行使有较多的法律限制，而城管这一新的组织形式很少、在起初几乎没有法律限制，而它几乎可以什么事都管，特别是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说白了，城管的兴起是权力为了规避法律而催生的一种组织。可以这样理解，城管正是“单位人”思维在新社会中的形态化，人们试图用单位的管理模式（非法治模式）来管理“自由人”的城市，他们将城市当成了他们原来管理的单位。
　　既然如此，城管的行为就带有相当程度的非法性。最为代表性的行为有两种，一是对公民的财产与身体所采取的种种“即时强制”措施，二是对公民财产的“罚没行为”。这两类行为都是最为严重的“侵害性”行政行为，当受到行政法上的严格规制。如果由警察来行使，很容易导致诉讼，并可能引起“众怒”，对于权力来说，这就显得很麻烦。而城管就可以规避之。这是城管繁荣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因为城管对公民权利构成严重的侵犯，而在现制下又没有合适的救济途径，因此可以说，城管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自然状态”意义，它导致民众的反感甚至反抗是自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上面的博文中说，崔英杰案其实是一个“悲剧”，一个制度性的悲剧。社会应当反思，在这一事件中，社会应当有什么责任，不要老是将犯罪分子魔鬼化。一个过分依仗暴力而较少规范的组织，它在民众中必然产生恐惧，恐惧可能带来过度反应：崔英杰是其代表；恐惧可能带来心理上的重压而产生不测，那个我至今不知姓名的45岁的女性是代表。我相信在这一悲剧中，城管队员是无辜的，我估计（仅仅是估计）死者可能有某种没有察知的疾病，由于过度惊吓导致急性发病猝死；或者可能由于过度惊吓倒地，继而导致脑损伤而不幸身亡。
　　城管队员与公民的对立状态与情绪不是个别城市的现象，它带有普遍性。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缺乏反思能力，我们只知强化它，这表现在各地城管装备的“现代化”上，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城管要带枪。我奉劝不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一制度本身的合法性如何，或者如何对它加以法律规制，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不是进一步使它暴力化。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暴力只能由警察行使，而警察在法院的监视之下。
　　昨天，我看到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竟然这样落幕：他们将凶手赵承熙也列为悼念对象。表面上这一做法是如此的不合逻辑，其实，这正是进步社会的逻辑。一个健康的社会正是建立在社会的反思之上的，正是这一反思是社会合理化的动力。美国人从“杀人魔鬼”身上尚且能反思他们自己对于移民的行为，我们难道不应当从城管接二连三的制度性悲剧中反思点什么吗？

来源于“平民法理”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blog/guyan/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


惠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 78号

　　《惠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业经2011年9月16日十届163次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1年10月1日起实施。


代市长：陈奕威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惠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奖励在推动我市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我市科学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市科学技术奖。市科学技术奖分以下3个类别：（一） 突出贡献类；（二）科学技术进步类；（三）专利类。
　　第三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四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工作。
　　第五条　市设立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和若干学科（专业）评审组，负责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由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等组成，其人选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聘任。任期3年，可连任。
　　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六条　申报市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必须是在我市辖区内研究开发、应用推广，或者属于我市为第一完成单位（或完成人）与国内外、省内外合作研究开发的成果。
　　第七条　市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类授予下列科技工作者：
　 （一）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较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
　 （二）在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出巨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第八条 市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类不分等级，每次授予人数不超过2人，可以空缺。
　　第九条　市科学技术奖科学技术进步类授予在下列方面作出贡献的公民和组织：
　　（一）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有重大科学发现，取得实用价值成果的；
　　（二）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方法、材料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经过实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三）在实施技术开发项目中，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
　　（四）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经过实践检验，创造显著社会效益的；
　　（五）在实施管理科学、决策科学等软科学研究项目中，其结果已被决策部门所采纳、应用，并取得显著社会效益的；
　　（六）在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工程项目中，保障工程达到省内领先水平的。
　　第十条　市科学技术奖科学技术进步类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3个等级。
　　第十一条 市科学技术奖专利类授予已获专利授权且未曾获得过国家、省专利奖的有效专利的专利权人。申报专利类评奖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专利权稳定，专利技术水平高，原创性强，对促进本领域的科技创新有突出的作用；
　　（二）专利已实施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三）无专利权属纠纷、发明人或设计人署名纠纷、他人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
　　第十二条 市科学技术奖专利类分为金奖、专利优秀奖两个等级。金奖每次评选不超过5项，优秀奖每次评选不超过20项。
　　第十三条　市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审一次，条件成熟时每年评审一次。
　　第十四条　市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由下列单位或者专家推荐：
　　（一）县、区人民政府；
　　（二）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及直属机构；
　　（三）经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认可的符合规定资格条件的其他单位和科学技术专家。
　　第十五条　推荐的项目必须经过科学技术成果评价和科学技术成果登记。由推荐单位填写统一格式的推荐书，并提供各种有关材料。
　　第十六条　各学科（专业）评审组，负责各学科（专业）范围内推荐项目的初评工作，初评结果报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
　　第十七条　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对各学科（专业）评审组初评结果进行综合评审，作出获奖项目、等级及人选的决议，并经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八条　市科学技术奖接受社会监督，评审工作实行异议制度。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颁发惠州市科学技术奖证书、奖金。奖励经费由市财政列支。
　　第二十条　剽窃、侵夺他人科学技术成果的，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市科学技术奖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撤销奖励，追回证书和奖金。
　　第二十一条　推荐单位或者专家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骗取市科学技术奖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或者取消其推荐资格；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要人员，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参与市科学技术奖评审活动和有关工作的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不再设立科学技术奖。
　　第二十四条　社会力量设立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按科技部发布的《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市政府2003年4月25日发布的《惠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惠府令第17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