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律师看药家鑫案的情理法

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

药家鑫案件的起落沉浮已成定局，案件本身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法庭无论作出何种裁决，都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事情到此结束，人们感兴趣的地方恰在于法律规则应用的奥妙之处。已经发生的事情属于不幸，但与此相关的利益成为主要，此时责任者承担的处罚和钱财赔偿，从受害者死亡转移到致害人头上，这些都是一种法律的安排，死去的生命、造成的损失或者其他可能发生的损害，一旦发生世界都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对于死者家庭而言他们非常痛苦地意识到，无论法律做何种处理，他们的亲人再也不会醒过来，不幸已经发生，法律无能为力，法律唯一所作的就是对损害承担重新分配，现行法律设计的制度是以命偿命。重新分配责任使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担当并赔偿，会使受害人感觉好受一些，更重要的是使其他社会成员的感觉好一些点。
药案中人们普遍关注，更多地从情、理、法的角度，事实上情、理、法应该是一致的。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依据人情而定，美国法律也是如此。不过中国的人情讲究宽容和变通，而美国法律讲究规则。
情理法的情理就是中国式的公平正义，根据公平原则和人们的常理常情，情理司法会使老百姓理解和接受，增强法律的社会支持程度。以情理来考虑法律问题，不是抛弃法律讲究情理，中国人习惯以情理为标准，要在法律范围内充分考虑情理的作用，而不是抛弃法律。俗语说天理不容、人情不容、国法不容就是说天理人情国法往往是并列的，经常会同时使用。

情：游走在本能与民意之间

我们说的情具有代表的是本能，人性的本能当然还有民情。以社会舆论为表达方式，大家公认的一些习惯风俗或者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些权利，药案中分别出现过两种情况，一是支持受害方的民情，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如是，张妙被杀，药家鑫当然要以命偿命；另一个民意是公众怀疑药家鑫家庭背景影响法律的担忧之情。
情理是在冥冥之间对人们判断起一些作用，是民众的普遍正义感，是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也即公理。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提到情理的时候往往特指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社会完美的秩序应该是情理法的结合，符合天理、人情、国法，在解决纠纷处理案件的时候都作为一些社会重要的规范加以考虑，国法有悖于人情有悖于天理的时候，应该做出灵活让步，避免国家和社会发生正面冲突。
法官在判案时会带着情理，比如本案中的受害人一方，法官必须加以同情，照顾民众的心理感情，把人伦、亲情、公共的道德准则考虑进去。最高法院民庭庭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完全可以考虑用经验法则或者公序良俗的观念来对待这个案例。当然还是重视纠正情理对法律发生中的一些负面作用，情理并不是永远的都跟法律能保持一种很好的协调的。现在法治的最高境界是情理法的协调，为了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还需要做很多的努力，需要司法人员以合理性作为自己的一个价值标准和行为的尺度，深入了解民众的社会需求。

法：规则确定罪刑法定

从这个角度分析，在这起案件中，达到法定的罪大和恶极，被告人必须处极刑，法律如何判断“罪大与恶极”；所谓“罪大”指犯罪行为及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体现犯罪客观危害的一面，是社会对犯罪危害行为和危害后果的一种物质的客观的评价。
依照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见法律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罪名落在药家鑫头上，显系罪大，不再成为争议，一、二审判决量刑均为死刑。依照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所谓 “恶极”（刑法修订后改为极其严重）是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通常表现为犯罪分子蓄意实施严重罪行、犯罪态度坚决、良知丧尽、不思悔改、极端蔑视法制秩序和社会基本准则等，是社会对犯罪人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罪行极其严重的“罪行”是指决定刑罚之有无和轻重的犯罪行为及其客观危害后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则属于与刑罚的轻重相适应、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其他因素。
“罪行极其严重”强调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后果方面，“罪大恶极”同时强调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两个方面。从现行修正案来看成“罪行极其严重”不能完全等同于“罪大恶极”。
“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标准：罪行极其严重是死刑适用的法律标准，何谓“罪行极其严重”，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一般认为罪行是否极其严重，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危害是否极其严重，而且要看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是否极深、人身危险性是否极大。判断犯罪的客观危害是否极其严重，看犯罪性质是否极其严重，犯罪手段是否极其恶劣，犯罪后果等情节是否极其严重。
犯罪性质极其严重是指犯罪行为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别严重。确定犯罪性质的轻重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行为可能造成的实际后果来确定，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等暴力性犯罪，社会危害程度通常要重于贪污贿赂等非暴力性犯罪。从法律规定限制死刑适用的条件掌握，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虽然都有死刑条款，但前者限制条件少，后者限制条件多，相比之下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性质比故意伤害罪严重，因此，刑法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的，按死刑、无期的顺序排列，而故意伤害的则反向排列。刑罚规定的幅度小起刑点高的一般犯罪性质严重，故意杀人罪是从死刑、无期徒刑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相反，刑罚规定的幅度大起刑点低的，一般犯罪性质相对较轻。犯罪性质极其严重的犯罪，只有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犯罪后果等情节也是极其严重的，犯罪的客观危害才极其严重。在我国刑法规定中，很多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设置了死刑条款，这些犯罪的客观危害是否极其严重，能否适用死刑，刑法分则从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等情节进行了具体化。药案中，被告人的行为手段、动机、危害后果、人身危险性均达到顶极，符合法定死刑的标准要件，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极深表现为被告人对刑法所保护的非常重要的利益持极其严重的对立态度，司法实践中通常表现为犯罪分子蓄意严重危害社会、犯罪态度暴力、良知丧尽、不思悔改、极端藐视法制秩序和社会基本准则等，应受到社会最严厉的谴责。
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极大，需要综合被告人犯罪时的心理态度是否强烈、是否顽固地对抗社会，犯罪后是否悔罪、积极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以及平常的一贯表现等进行认定。被告人犯罪时对社会的敌意非常强烈，犯罪后不悔罪、不积极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对遭受侵害的被害人及其亲属毫无歉意，说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极大，不容易进行教育改造，药家鑫案件没有这些从轻要件事实出现，行为的客观危害严重、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只有当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极其严重、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同时具备，罪行才是极其严重，可适用死刑。
从刑法分则对规定死刑条款的罪名来看，犯罪分子的罪行极其严重，并不必然导致适用死刑的结果。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还需要综合考虑以下条件。一是所犯罪行触犯法定刑绝对确定死刑之罪，二是所犯罪行触犯法定刑中规定有死刑之罪，三是所犯罪行触犯刑法规定的“可以判处死刑”之罪，不但达到“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而且还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情形。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当触犯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之罪，在没有任何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条件下，当触犯相对确定死刑之罪，在具有相应的从重处罚情节的条件下，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才具有当然性和必然性。
司法实践中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认定方法有九看：一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到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未遂、从犯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二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到被告人如实供述同种罪行，或者能如实坦白交代罪行，认罪态度好，确有悔罪表现和酌定从轻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三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或者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地位以及犯罪后果等具体情节，可不立即执行。四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案件系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可不立即执行。五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案件因被害人过错引起的，可不立即执行。六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其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已获得被害方的谅解，且不属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可不立即执行。七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被告人作案时的年龄、智力和身体状况等自身因素，可不立即执行。八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被告人作案时系间接故意，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比直接故意相对要小，且有其它酌定从轻情节的，可不立即执行。九看：罪当判处死刑，考虑案件个别事实情节难以完全查清，在量刑时留有余地，可不立即执行。当我们回头看这起不幸事件时，不再是公正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创制适当的规则的问题，药案中主要免死理由是自首，但全案反映出自首的事实存在疑点，两次事故的发生有时间的过渡，期间药的后续到案，只能算做坦白，自首的要件尚有争议。法官的职责是依据法律对具体案件作出裁决，为正确裁决法庭一开始就会查找相关的法律依据，司法裁决产生立法的功能，尽管其主要功能在于解决纠纷，不同的法院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平衡，司法的重要性也在于考虑裁决对今后的影响，这一点确已得到各级别多数法院和法官的认同。

理：动态评析事前防范

我们就财物损失可以修复，应当承担事故责任的人赔偿费用，财产主人可能认为法律使其原来的财物又回来了，似乎是一个奇迹，好像事故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实际上也是一种浪费，无论财产的权利人感到如何满足，事情总是发生了，而且处理事故还花费了功夫，也花了钱财，如果没有事件的发生，这些钱财还可以用于其他投入，这里的问题在于法律并没有使已经发生的事件完全复原。
法律是梦是大家的梦，在损害发生之前阻止损害的发生，可能要比事后争论谁应承担这种损害好得多。法律通过付诸行动阻止不幸的发生，由此法律可以创制一项规则，减少以后类似的事件的发生，无法挽回但可以减少，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人们需要理解和认识这样的问题，我们将阻止大量不幸的发生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法律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动态看问题，不是裁断由谁来承担已经发生的不幸，而是作出的裁判要使今后发生同样不幸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如同法律对醉驾入刑的规定一样，处罚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终级目的是减少犯罪和防范交通事故对社会安全的危害。这就意味着要弄清楚该案件裁判后人们将来的行为动机是什么，如果法庭说被告可以不死，则自此以后再遇到交通事故时，驾车人就会用同样的方法把受伤者置于死地的动因大于抢救的动因，驾车人可能并不知道这条法规，他们也无需知道，他们或许仅仅注意到致死受害者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驾车人想要的也不会是受伤者死亡的后果，现行事故赔偿中隐含撞伤不如撞死的潜规则，导致司机趋利避害少赔偿，免得无底洞式的掏钱，才有如此令国人难堪的怪念头，一旦有人被撞，后果可能是难料的。如何才能引起将来更多的人防范，减少受害者被置死地的可能性，这正是动态司法的考量所在。
司法实务者分析法律效果通常有两种方法，静态分析法和动态分析法，可以称为事后分析法与事前分析法。静态分析时各方的地位已经确定了，动态分析时要看案件的处理对类似事件的效应。应用事后分析方法，按照这种方法需要在一个案件发生后对其考察，决定做什么或者如何把他摆平。事前分析法则需要往前看，考虑这个案件的裁决对将来会产生哪些效应，对类似事件中所涉及的各方，尚未决定将来做什么，将来的选择可能会受到该案法律裁决的影响。法庭会同时采用这两种分析方法，运用两种分析法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庭裁决是解决当事人的纠纷，或为他人创设一种将来遵守的规则。大多数法官会用动态分析法，因为人们通常总是在应用事后分析法处理问题后才会考虑到这种方法的优劣。静态分析方法大都着眼于过去寻找解决纠纷的办法，完全不关心案件的裁决对将来的影响，只关心谁会胜诉。从长远角度出发，因为他需要处理很多这类事情，法官会关心其创制的规则，法官必须考虑静态与动态两种后果。美国最高法院裁判中表述“在这类特殊的案件中，判决的结果可能显得无情、不公正，但是如果不如此判决，就等于鼓励更多的犯罪分子采用类似暴力手段，在将来也就无法保护更多的人，这种后果我们无法承受”。当一个案件中存在诸多因素时，更倾向于事前分析法，从事前角度分析，先想象哪方会胜诉，然后再想象一段时间后各方会怎样想，当各方获知法庭的裁决结果后，将会实施那些不同的行为。可以想象在本案中当张妙家人获知裁决结果后会有何态度，当然现实社会中，我们最为关心的并非当事人的动因，而是众多的司机和潜在的受害人，从中归纳出普遍的结论。事前分析的另一方法是想象一下立法机关面对这样的案件会做何考虑，法律并非解决已经发生的个别纠纷，立法者或司法机关考虑规则时，可能不太会受到个案公正问题的影响，权威大于公正，它的职责在于从事前考虑各种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然后基于此确定适当的规则。被告人处极刑的原因与被告人拒绝救助事故受害人导致死亡是一样的，如何知道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判处这样的被告人缓刑的话，不仅仅是会再次发生这类事件，而且会发生更多的这类事件。


刑罚目的论

魏志名


【内容提要】刑罚目的是国家制定、诉求、裁量、执行和监督刑罚所预期想要达到的理想效果。它决定着刑罚体系和种类，以及刑罚的适用与执行，可以说刑罚目的是整个刑罚制度赖以建立的出发点和归宿。（1）但是刑罚目的到底是什么 ? 理论界可谓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对中方刑法理论界对刑罚目的学说的评述，提出了刑罚目的层次论。
【关键词】概念重构；评述；层次论；展望
一、刑罚目的概念之重构
刑法理论界对刑罚目的之界定有广义和狭义说之区分。狭义的刑罚目的是指国家适用刑罚的目的，广义的刑罚目的是国家制定、裁量、执行刑罚所追求的效果。就目前来看，广义说为通说，这一点可以从近几年出版的刑法著作中得到证实。（2）作为一个国家的刑罚制度，并不是几个刑种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宏观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所以要想真正的探寻并解读刑罚目的，我们就必须系统的、全面的考察整个刑罚体系，并研究其各个构成要素的运行机制，而作为一个国家刑罚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运行机制的基础是刑罚权。换句话说，国家之所以能够制定、适用、裁量刑罚，是因为它享有刑罚权。如果不从宏观上把握刑罚权，我们就不能正确的界定刑罚目的，原因在于：没有刑罚权，刑法目的便失去了政治基础，变得华而不实，不全面的考察刑罚权，刑罚目的也必然会变的支离破碎。（3）我国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刑罚权是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的统一，但是，这样界定刑罚权是否全面呢 ? 笔者认为这有失全面，因为其没有正确的揭示刑罚权。国家的立法机关把那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配以刑罚(此为制刑权)，当犯罪事实发生以后，由法定的机关将犯罪嫌疑人诉诸于审判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此为求刑权),审判机关在定罪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大小，对其裁量刑罚(此为量刑权)，之后交付法定的机关执行刑罚(此为行刑权),但是刑法理论界却忽视了刑罚监督权，即由法定的国家机关行使的，对求刑、量刑、行刑等刑事活动的监督权力。刑罚监督权是国家刑罚权必不可少的一个构成部分，它是其他刑罚正常运转的保障，所以我认为刑罚权是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督刑权的有机统一体。在正确的界定了刑罚权之后，现在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刑法理论界的有关刑罚目的通说：刑罚目的是国家制定、裁量、执行刑罚所预期达到的效果。通说仅包括了国家制刑、量刑、行刑的目的，而忽视了国家求刑与督刑的目的，这未免有失全面。鉴于此，笔者认为所谓刑罚目的是国家制定、诉求、裁量、执行和监督刑罚所预期达到的理想效果。其有以下几个特征:
1、刑罚目的是国家预先设立的，存在于制刑、求刑、量刑、行刑、督刑之前，它对国家制定、诉求、裁量、执行和监督刑罚都有指导与制约意义。（4）
2、刑罚目的是贯穿于刑罚的制定、诉求、裁量、执行和监督的始终，而不是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阶段。（5）
3、刑罚目的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它是国家掌权阶级的一种主观愿望，这种愿望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有可能与这个国家的现实有一段差距，从而使其不能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4、刑罚目的的后面隐藏着刑罚的阶级性。刑罚的制定、诉求、裁量、执行和监督是国家的掌权阶级意志的体现 , 是服务于掌权阶级的，可以说，刑罚目约是国家掌权阶级的目的，是国家的掌权阶级以国家的名义制刑、求刑、量刑、行刑、执刑、督刑所希望取得的效果，其具有鲜明阶级性。
二、对西方刑法学者有关刑罚目的的理论评述
刑罚目的论在西方近代刑法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6)在此问题上西方学者发表了不少见解,也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从而形成了名目繁多的学说，先将其中的主要学说介绍如下：
（一）刑罚目的之报应刑论
在西方刑罚发展史上，报应主义的刑罚目的说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刑罚除了对犯罪的单纯报应外，别无其他目的。（7）但是那时的刑罚报应说属于神意报应，在今天看来，其显然是极为荒谬的。近代西方报应刑论的代表人物是康德，黑格尔等人。康德是道义报应论的始祖，他认为犯罪是违反人类理性与道德的行为。行为人基于自己的意志自由实施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危害，这是违背道德的恶因，于是产生了道德责任的恶果。刑罚就是因犯罪而产生的由国家对犯罪人施加的以道义责任为依据的理性报应。康德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等量报应。黑格尔是法律报应的鼻祖，他把唯心主义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则适用到犯罪与刑罚上，以此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犯罪是对社会的一种恶，是对社会的否定，而刑罚是犯罪的一种害恶，是对犯罪的否定，通过否定之否定，使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他认为对犯罪人处以刑罚的依据是法律，因为法律是正义、理性的体现。黑格尔主张以质计算，非以量计算的“等价报应”。在这一点上，其要比康德的“等量报应”科学多了。
无论是康德的道义报应论，亦或黑格尔的法律报应，都坚信刑罚之目的在于报应。在他们看来，犯罪是恶因，刑罚是恶果，刑罚就是对犯罪这种恶因的还报，即“恶有恶果”。刑罚只能以己然的犯罪为根据对犯罪实施报应，除此不应追求其他目的，刑法理论界称之为“绝对主义”（8）其实把刑法目的紧紧锁定在报应上是以偏盖全的，至少防卫社会也应该是刑罚的目的。报应刑论仅从已然之罪出发考察刑法目的，而没有从未然之罪探求刑罚目的，这是问题的结症之所在。另外康德的道义报应是建立在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基础上的，考察刑罚目的，即根据行为人主观恶性的有无决定是否处以刑罚，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严重程度决定处何种宽严程度的刑罚，这往往会造成“主观归罪”。黑格尔的法律报应是建立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基础上的，即社会危害性的有无决定犯罪与刑罚的有无，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决定施刑的宽严，这往往造成“客观归罪”的不良后果。其实，真正的报应刑论应建立在“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基础上的道义报应与法律报应的二元统一。（9）
( 二 )刑罚目的之预防刑论
预防刑论，又称之为目的刑论，（10）功利刑论。（11）该学说的核心内容在于预防犯罪，而不在于报应。预防刑论又分为一般预防论、特殊预防论和双面预防论。一般预防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刑法学者冯·费尔巴哈。他以“心理强制说”为依据来佐证一般预防的可能性。他认为所有犯罪行为的根源都在于趋向犯罪的欲望，而犯罪的欲望是可以经由心理强制加以排除的，心理强制力来源于作为自由意志主体的人的“趋乐避苦”的本能。（12）所以只要作为犯罪结果的刑罚之苦大于犯罪之乐，就能够抑制违法犯罪的欲望，从而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龙勃罗梭、菲利是特殊预防论的鼓吹者，他们认为刑罚的目的仅在于预防再犯。龙勃罗梭是“天生犯罪人论”的始作俑者，他认为犯罪并不是行为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某些人与生俱来就带有一些犯罪的生理特征，在一定条件下是必然要发生的。为了预防这些人实施犯罪，就必须对这些人适用刑罚予以预防，具体的措施包括死刑、终身监禁、流放荒岛、剔除器官等。菲利进一步发展了龙勃罗梭的特殊预防说，他认为犯罪是人的生理、心理、遗传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且认为犯罪并非能为人的自由意志所支配，在这一点上，是与龙勃罗梭相同的。双面预防的代表人物是贝卡利亚与边沁，他们认为刑罚目的不仅在于一般预防，而且还应有特殊预防的一方面。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13）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鼻祖边沁首次将刑罚的目的分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两个方面。（14）贝卡利亚和边沁虽然主张双面预防论，但是他们都推崇刑罚的“一般预防”而轻视刑罚的“特殊预防”，以至于有人把他们归入“一般预防目的论”之列。
预防刑论认为刑罚目的仅在于预防犯罪，这有其可取之处，但也有不足的地方。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都只强调问题的一个问题而忽视了另一方面，这有失全面；双面预防重视一般预防，轻视特殊预防，也有失妥当。其实预防之刑应该是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二元统一，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15）另外，刑罚的目的不仅在于预防犯罪，而且还有报应刑之目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论述，此不赘言。
(三)刑罚目的之折哀论
该说认为刑罚既有其报应刑目的，又有其预防刑目的。针对已然之罪 ,刑罚是报应之刑；针对未然之罪，刑罚是预防之刑，刑罚目的是报应刑与预防刑的折哀。主张该说的学者由于侧重点不同，其又可分为真正的折衷主义，即将报应与预防置于同等地位；绝对的折衷主义，即以正义报应为基础，辅之以相对主义；相对的折衷主义，即以预防目的为基础，辅之以绝对主义。（16）
折衷论认为刑罚既有其报应刑目的，又有其预防刑目的，其试图克服报应刑论与预防刑论的弊端与不足，追求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完美结合点，重构刑罚目的，应当说是可取的，但是该说内部争论颇非，众说纷纭，难以统一协调起来，其在试图解决报应刑与预防刑的矛盾时，往往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该说并没有从根本解决报应刑与预防刑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把刑罚的报应刑目的与预防刑目的完美的结合起来。
三、中国学者关于刑罚目的的理论之评述
刑罚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国刑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7）
l、惩罚说。认为刑罚目的在于限制与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与权利，使他们感到压力和痛苦，从而防止犯罪的发生。
2、改造说。认为刑罚目的不在于报复或惩罚，而是通过对犯罪人的惩罚来改造罪犯，使其重新做人。
3、预防说。刑罚目的在于防卫社会，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4、双重预防说。认为我国刑罚既有惩罚犯罪分子的目的，又有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
5、三目的说。目的之一在于惩罚，预防犯罪；目的之二是一般预防；目的之三在于教育广大群众增强守法观念，积极同犯罪分子做斗争。
6、预防和消灭犯罪说。
7. 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其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伸张正义，威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抑制其犯罪观念，改造犯罪分子，使其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8、二元说。刑罚目的是报应之刑与预防之刑的二元统一。（18）
9、新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认为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顺利进行；刑罚的直接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方面。
我国刑法学界之所以对刑罚目的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键是没有对以下几个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1、刑罚目的之概念；2、刑罚本质属性与刑罚目的的区分；3、刑罚功能与刑罚目的的区别；4、犯罪产生的原因与刑罚的关系。
关于刑罚目的概念的问题 ,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已经有所论述，此不赘述。
刑罚的本质是隐藏在刑罚现象背后的、相对稳定的只能靠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的内部联系。它是客观的、不依国家意志而转移的。刑罚的目的是主观的，是国家制刑、求刑、量刑、行刑、督刑所预期达到的理想效果。刑罚的本质，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其一是刑罚的社会政治本质，即刑罚的阶级性；其二是刑罚的法律本质，即刑罚作为法律制裁手段的本质特征┄┄惩罚的严厉性。（19）如果把刑罚本质与刑罚目的相混淆 ,就有可能得出刑罚目的惩罚说的观点。
刑罚功能的特点在于其内在性、应然性、有益性。刑罚的功能是国家制定、诉求、裁量、执行、监督刑罚对社会可能产生的积极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罚功能包括对犯罪人的惩罚功能、改造功能、对社会的威慑功能、教育功能、鼓励功能、对被害人的安抚功能。显然我国刑法学界有些刑罚目的论者没有将刑罚功能与刑罚目的严格的区分开来，这就难以正确的界定刑罚目的。
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病，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产物，要想消灭犯罪，就必须根除犯罪产生的土壤，但是刑罚是犯罪的法定后果，不是犯罪原因，试图以刑罚消除犯罪所产生的土壤，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狂想。那么刑罚目的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笔者将在文章的下一部分┄┄刑罚目的内容之重构中加以论述。
四、刑罚目的内容之重构┄┄刑罚目的层次论
我们今天的刑罚从远古走来，虽然它已经历过几千年的时间洗礼，但它仍带有远古刑罚的气息，所以我们研究刑罚目的必须要考察一下刑罚的源流。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规则是原始习俗，复仇在原始习俗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是一个氏族部落对另一个氏族部落的一种血腥的报复性措施。复仇就是那时人们报应观念的鲜明写照。国家产生后，为了不让这种私人之间的报复行动危及其统治秩序，就把这种报复权力收归国家享有，由其统一行使，禁止私人之间的报复。但是那时的成文法不发达，作为国家的法律往往是国家对原始习俗的法律化，所以原始复仇习俗与国家刑罚存在密切的“血缘”关系。原始复仇是国家刑罚的衣钵。
在世俗社会，报复、报仇、复仇往往被作为一种正当的行动所采用，而罪有应得则是作为对此类行动的正当的肯定的评价而存在。在罪有应得的观念中，蕴涵着一种朴素的公正观念，以此来许价报复、复仇、报仇行动，实际上也就是肯定此类行动是公平的正义的行动，（20）但是国家不允许私人采取这种符合公正观念的行动，为了满足社会对犯罪的这种社会报复欲，同时又能使犯罪人的报复公平合理，国家就必须代表全社会意志而统一采取“公”的报复行动，这种公的报复的工具┄┄刑罚就应运而生了。（21）从此可看出，国家刑罚的存在，明显有些报应性目的，并且这是国家运用刑罚的初级目的。
报应刑论者坚决认为刑罚的目的仅在于报应，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运用刑罚是否有其功利性呢？刑罚的报应性目的不是刑罚目的的全部内容，它只是国家制定、诉求、裁量、执行和监督刑罚的初级目的，国家运用刑罚还有其功利性目的，那就是预防犯罪，防卫社会。刑罚目的理应包含预防犯罪，这已基本上成为刑法理论界的共论，在这里就不无谓的重复，只谈一下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关系。
预防刑目的是如何实现的呢？我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报应刑的实现。报应刑是对已然之罪的报应。国家运用刑罚对已然之罪施加报应，一方面能够使犯罪人认识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果”，真正的体验到刑罚之苦大于犯罪之乐，从而放弃再次实施犯罪的念头，这样国家已达到了特殊预防的目的；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对已然犯罪人施加刑罚，可以对社会上不稳定的有犯罪倾向的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使他们不敢犯罪，从而国家又达到了刑罚之一般预防的目的。所以我认为刑罚之所以有能够产生预防犯罪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有罪必罚”“刑罚是对犯罪之报应”的报应刑观念在起作用。正是基于此点考虑，我认为刑罚之预防刑目的是继刑罚之初级目的┄┄报应之后的又一目的，我把其称之为刑罚的第二层目的。
刑罚目的是国家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和督刑所希望取得的理想效果，但是，我们不仅要这问：国家运用刑罚仅仅是为了对已然之罪的报应、对未然之罪的预防吗？报应刑与预防刑是否也有其目的性？他们是否也会促进某种更深一层次的目的价值的实现呢？要想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揭开笼罩在报应刑与预防刑之上的神秘面纱，这样才能发现国家运用刑罚的终级目的。其实报应刑与预防刑是相互制约的，他们有着共同的服务对象，他们共同促成某种目的价值的实现，这种目的价值就是隐藏在报应刑与预防刑背后的，国家运用刑罚的终极目的┄┄国家秩序。刑罚目的有其鲜明的阶级色彩，国家的掌权阶级运用刑罚与犯罪作斗争，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家制定、诉求、裁量、执行、监督刑罚所预期达到的理想目的，即刑罚目的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刑罚的报应性目的，可称之刑罚的初级目的；第二层次为刑罚的预防刑目的，可称之为刑罚的二级目的；第二层次目的是为维护国家秩序，又称之为刑罚的终极目的。这就是我的刑罚目的层次论。
五、刑罚目的未来之展望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刑罚会越来越走向轻缓，原来的以肉刑、生命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发展到今天的以自由刑为主的刑法体系足以说明这一大趋势。刑罚的轻缓代表着刑罚的人道，随着人道刑罚时代的到来，报应刑的观念会变的越来越淡化。社会的进步，人们物质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提高，犯罪这种社会疾病将会得到有效治理。所以实施犯罪的人将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预防刑之重点将由一般预防转向特殊预防。但是，只要犯罪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存在，国家就会动用刑罚来报应犯罪、预防犯罪，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有序的状态中。

参考文献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