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模式之比较与改革/徐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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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7-07 00: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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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模式之比较与改革
作者：徐静村 来源：重庆,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406
〔编者按：1994年11月中旬，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来自世界各国。徐静村教授是我国参加此会的著名学者之一。现将徐教授在大会上的发言稿刊载于此，以飨读者。〕
我国学者致力于刑事审判模式研究之目的，在于通过对不同模式的分析与比较，设计出一个既包含各种模式之优点，又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新模式，为我国刑事审判体制的改革，提出一个既科学又可行的方案。
当代各国刑事审判模式，大致可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
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突出审判主体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而置控辩双方于消极、被动地位。法官在庭审中是唯一主角，审判活动以法官对案情的调查为主线展开，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取舍，均由法官依职权决断。检察官（公诉人）仅处在配角位，他只在法官调查事实之后，必要时才对法官忽略或遗漏的事实进行补充性调查。在提出证据方面，检察官也不能发挥主要作用，尽管理论上认为控方须提出证据以支持公诉主张，但证据主要是由法官提出并由其组织调查的，因而使诉、审职权不能彻底分离。另方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庭审中，辩方只有经法官许可才能提出证据或者反驳控方证据，而且一般只能在法官调查后才能进行。法律虽然规定被告人有权反驳控诉，并提出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但关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行使的程序设置往往缺乏刚性，而使辩护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构建的基点是追求实质真实和有效惩罚犯罪。在这个前提下，诉讼程序设置的特点必然表现为攻防手段的悬殊，诉讼实践中也必然出现重惩罚、轻保护的现象。
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注重控诉与辩护力量的平衡，审判活动主要围绕控诉方的举证和被告方的反驳而进行，法官（包括陪审团）处于居中公断的地位。这种模式比较彻底地实行控、辩、审职权的分离，因而有利于调动控、辩双方的诉讼积极性，使双方主体能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充分陈述意见，实行有效对抗，使一切证据、事实和理由的真伪、虚实都能在法庭上加以揭示和澄清。法官及陪审团的基本任务是听取双方对证人的交叉盘问和辩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来作出载决。法官并不亲自调查取证，也不主动干预控、辩双方审查证据的活动，而是以独立的仲裁人身份来解决控、辩双方的冲突，他与双方保持相等的司法距离，而不偏向任何一方。这种中立性和被动性是实现公正审判的重要条件。但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过分强调正当程序，因而往往导致重保护而轻惩罚的现象，使刑事审判不能很好发挥控制犯罪的功能。
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审判模式，是在不同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各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而两种审判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石，则是彼此不同的价值取向。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以有效控制犯罪和维护公共权利为目标；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则以保护个人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价值取向，强调恪守正当程序。因此，两种刑事审判模式在建构上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运作中每一步骤的利益取向也有显著不同。正由于存在着这种差异，使它们在各自的司法实践中，即表现出各自的优点，也表现出各自的不足。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虽能做到高效率地惩治犯罪，但这是以在一定程序上牺牲当事人权益为代价的；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虽能恪守正当程序，但却往往使一些真正的罪犯逃脱法网，因而弱化了刑事审判保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模式，基本上属于职权主义范畴。我国采用这种模式，是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政治制度；所有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这种体制下，强调国家、集体和个人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因此刑事司法必然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基点，刑事审判体制的构建也必然贯彻国家、社会本位的精神。我们不主张过分强调保护个人利益而损害刑事司法有效性的做法，并且始终把控制犯罪和保护公共利益放在首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这就特别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我国的最高利益所在。而通过刑事审判严厉惩罚犯罪，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之一。因此，我们把有效控制犯罪作为刑事审判不可动摇的价值目标。我们对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实行控、辩平等对抗所体现的科学性、民主性非常赞赏，但对于这种体制下，诉讼的胜败仅取决于控、辩双方庭审对抗的结果这一点，则认为是一大缺陷。倘若控方或者辩方的取证能力或论战水平相对弱于他方，便将导致诉讼的失败，这种情况下出现实际上的错误裁判就在所难免，因此，也就有可能使一些有罪的被告逃脱应得的惩罚。所以，我们不主张全盘照搬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应用于我国，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的若干科学、民主内容，用以改革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体制。
1.借鉴起诉状一本主义，限制法院和法官的庭前活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当事人自诉）时，除向法院提交起诉书外，还要将全案证据及有关材料一并移送法院。法院开庭前要对案件进行审查，不仅审查起诉在程序上是否合法，还要从实质上审查控诉所主张的事实有无确实、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证明，必要时可以直接收集控方未能提出的证据，甚至采取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等手段来获取证据，查明案情，在此基础上对案件作出初步的法律评价和相应处理：对于犯罪事实清楚并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交付法庭审判；认为不需要判刑的公诉案件，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自诉案件，则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裁定驳回起诉。法院和法官经过这样的庭前审查，实际上对案件已形成认识上的一种定势，或者说，法官开庭前就已形成了基本的看法，因而在庭审中法官先入为主进行预断、擅断就很难防止，极易导致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法庭上调查事实、审查证据、进行辩论都将失去意义，不对审判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是不可取的。如果在我国审判机制中引入起诉状一本主义，既可克服现行体制下法官直接调查取证而出现审、控交叉的问题，有效避免法院和法官在庭前就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孤立地作出结论，从而确立法官应有的中立地位和客观立场；又能确保庭审中直接、言词、辩论等原则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为实现公正审判造就条件。
2.在限制法院和法官庭前活动的同时，应改变法院庭前活动的任务。法院可设预审庭负责审查提起诉讼的案件是否有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其起诉主张，作出对案件是否受理的决定；但预审庭不应对起诉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也无须对起诉主张是否正确做出法律评价。预审法官也不得参与庭审。即把立案审查与庭审分离开来，以保证庭审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3.增强辩护权对控诉权的制衡能力，使控、辩双方攻防手段趋于均衡。我国现行审判体制保障辩护权行使的程序手段较弱，不足以与控诉权的行使抗衡。强化辩护权行使的根本办法，是扩充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应规定被告人自受到控诉时就有权延请律师参加诉讼；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即应将起诉书（状）副本送达被告人，以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充足时间进行出庭准备；应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和保释权，使被告人能在获得律师帮助的条件下正确提供案件事实和证据；应确立证据除外规则，并规定只允许对被告有利才进行再审，等等。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拥有上述诉讼手段的情况下，与控方展开的对抗才具有实质性意义。
4.将法院独立审判制改为法官独立负责制，由此解决审判权力集体化带来的“先判后审”、“上判下审”以及对于错判案件无法查究责任等弊端。
5.用缓诉制度取代免予起诉制度，由此解决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拥有裁量权的检、审交叉问题，将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出庭公诉上，以强化控诉职能。
我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不作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借鉴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和某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刑事审判制度进行上述补充和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按照上述设想补充调整后，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仍可保持原来设定的侦查、起诉、审判循序推进的线型结构，同时使审判体制中控、辩对抗和法官居中裁判的三角结构臻于完善，使整个诉讼体制既兼有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刑事审判模式的优点，又避免了它们各自的缺点。这种新模式可以名之为“混合模式”，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最完善的刑事诉讼模式。通过正确的运作，相信它可以保证实现既能有效控制犯罪，又能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理想目标。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学院）
作者：徐静村 来源：重庆,现代法学 发表时间：199406
〔编者按：1994年11月中旬，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来自世界各国。徐静村教授是我国参加此会的著名学者之一。现将徐教授在大会上的发言稿刊载于此，以飨读者。〕
我国学者致力于刑事审判模式研究之目的，在于通过对不同模式的分析与比较，设计出一个既包含各种模式之优点，又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新模式，为我国刑事审判体制的改革，提出一个既科学又可行的方案。
当代各国刑事审判模式，大致可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
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突出审判主体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而置控辩双方于消极、被动地位。法官在庭审中是唯一主角，审判活动以法官对案情的调查为主线展开，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取舍，均由法官依职权决断。检察官（公诉人）仅处在配角位，他只在法官调查事实之后，必要时才对法官忽略或遗漏的事实进行补充性调查。在提出证据方面，检察官也不能发挥主要作用，尽管理论上认为控方须提出证据以支持公诉主张，但证据主要是由法官提出并由其组织调查的，因而使诉、审职权不能彻底分离。另方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庭审中，辩方只有经法官许可才能提出证据或者反驳控方证据，而且一般只能在法官调查后才能进行。法律虽然规定被告人有权反驳控诉，并提出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但关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行使的程序设置往往缺乏刚性，而使辩护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构建的基点是追求实质真实和有效惩罚犯罪。在这个前提下，诉讼程序设置的特点必然表现为攻防手段的悬殊，诉讼实践中也必然出现重惩罚、轻保护的现象。
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注重控诉与辩护力量的平衡，审判活动主要围绕控诉方的举证和被告方的反驳而进行，法官（包括陪审团）处于居中公断的地位。这种模式比较彻底地实行控、辩、审职权的分离，因而有利于调动控、辩双方的诉讼积极性，使双方主体能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充分陈述意见，实行有效对抗，使一切证据、事实和理由的真伪、虚实都能在法庭上加以揭示和澄清。法官及陪审团的基本任务是听取双方对证人的交叉盘问和辩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来作出载决。法官并不亲自调查取证，也不主动干预控、辩双方审查证据的活动，而是以独立的仲裁人身份来解决控、辩双方的冲突，他与双方保持相等的司法距离，而不偏向任何一方。这种中立性和被动性是实现公正审判的重要条件。但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过分强调正当程序，因而往往导致重保护而轻惩罚的现象，使刑事审判不能很好发挥控制犯罪的功能。
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审判模式，是在不同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各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而两种审判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石，则是彼此不同的价值取向。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以有效控制犯罪和维护公共权利为目标；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则以保护个人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价值取向，强调恪守正当程序。因此，两种刑事审判模式在建构上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在运作中每一步骤的利益取向也有显著不同。正由于存在着这种差异，使它们在各自的司法实践中，即表现出各自的优点，也表现出各自的不足。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虽能做到高效率地惩治犯罪，但这是以在一定程序上牺牲当事人权益为代价的；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虽能恪守正当程序，但却往往使一些真正的罪犯逃脱法网，因而弱化了刑事审判保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模式，基本上属于职权主义范畴。我国采用这种模式，是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政治制度；所有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这种体制下，强调国家、集体和个人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因此刑事司法必然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基点，刑事审判体制的构建也必然贯彻国家、社会本位的精神。我们不主张过分强调保护个人利益而损害刑事司法有效性的做法，并且始终把控制犯罪和保护公共利益放在首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这就特别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我国的最高利益所在。而通过刑事审判严厉惩罚犯罪，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之一。因此，我们把有效控制犯罪作为刑事审判不可动摇的价值目标。我们对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实行控、辩平等对抗所体现的科学性、民主性非常赞赏，但对于这种体制下，诉讼的胜败仅取决于控、辩双方庭审对抗的结果这一点，则认为是一大缺陷。倘若控方或者辩方的取证能力或论战水平相对弱于他方，便将导致诉讼的失败，这种情况下出现实际上的错误裁判就在所难免，因此，也就有可能使一些有罪的被告逃脱应得的惩罚。所以，我们不主张全盘照搬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应用于我国，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的若干科学、民主内容，用以改革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体制。
1.借鉴起诉状一本主义，限制法院和法官的庭前活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当事人自诉）时，除向法院提交起诉书外，还要将全案证据及有关材料一并移送法院。法院开庭前要对案件进行审查，不仅审查起诉在程序上是否合法，还要从实质上审查控诉所主张的事实有无确实、充分的证据来加以证明，必要时可以直接收集控方未能提出的证据，甚至采取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等手段来获取证据，查明案情，在此基础上对案件作出初步的法律评价和相应处理：对于犯罪事实清楚并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交付法庭审判；认为不需要判刑的公诉案件，可以要求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自诉案件，则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裁定驳回起诉。法院和法官经过这样的庭前审查，实际上对案件已形成认识上的一种定势，或者说，法官开庭前就已形成了基本的看法，因而在庭审中法官先入为主进行预断、擅断就很难防止，极易导致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法庭上调查事实、审查证据、进行辩论都将失去意义，不对审判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是不可取的。如果在我国审判机制中引入起诉状一本主义，既可克服现行体制下法官直接调查取证而出现审、控交叉的问题，有效避免法院和法官在庭前就对被告人是否有罪孤立地作出结论，从而确立法官应有的中立地位和客观立场；又能确保庭审中直接、言词、辩论等原则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为实现公正审判造就条件。
2.在限制法院和法官庭前活动的同时，应改变法院庭前活动的任务。法院可设预审庭负责审查提起诉讼的案件是否有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其起诉主张，作出对案件是否受理的决定；但预审庭不应对起诉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也无须对起诉主张是否正确做出法律评价。预审法官也不得参与庭审。即把立案审查与庭审分离开来，以保证庭审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3.增强辩护权对控诉权的制衡能力，使控、辩双方攻防手段趋于均衡。我国现行审判体制保障辩护权行使的程序手段较弱，不足以与控诉权的行使抗衡。强化辩护权行使的根本办法，是扩充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应规定被告人自受到控诉时就有权延请律师参加诉讼；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即应将起诉书（状）副本送达被告人，以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充足时间进行出庭准备；应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和保释权，使被告人能在获得律师帮助的条件下正确提供案件事实和证据；应确立证据除外规则，并规定只允许对被告有利才进行再审，等等。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在拥有上述诉讼手段的情况下，与控方展开的对抗才具有实质性意义。
4.将法院独立审判制改为法官独立负责制，由此解决审判权力集体化带来的“先判后审”、“上判下审”以及对于错判案件无法查究责任等弊端。
5.用缓诉制度取代免予起诉制度，由此解决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拥有裁量权的检、审交叉问题，将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出庭公诉上，以强化控诉职能。
我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不作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借鉴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和某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刑事审判制度进行上述补充和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按照上述设想补充调整后，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仍可保持原来设定的侦查、起诉、审判循序推进的线型结构，同时使审判体制中控、辩对抗和法官居中裁判的三角结构臻于完善，使整个诉讼体制既兼有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刑事审判模式的优点，又避免了它们各自的缺点。这种新模式可以名之为“混合模式”，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最完善的刑事诉讼模式。通过正确的运作，相信它可以保证实现既能有效控制犯罪，又能有效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理想目标。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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