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关于我部所属企业实行利改税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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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我部所属企业实行利改税的通知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我部所属企业实行利改税的通知
卫生部


遵照国务院国发(83)75号文件“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的通知”精神,结合我部所属企业的实际情况,现就实行利改税等问题,通知如下:
一、财政部六月三日(83)财事字第238号文批准我部所属企业从1983年至1985年底以前给予减税照顾,即:北京、上海、武汉、兰州、长春、成都六个生物制品研究所由规定税率55%减按45%征收;人民卫生出版社(含社属印刷厂)、健康报社由规定税率55%减
按35%征收,税后利润不再上交,全部留用。六个生物制品研究所原由利润留成中列支的科研费(构成固定资产的设备、仪器除外)改在成本中列支。人民卫生出版社、健康报社用纸仍按进价列入销售成本,由此产生的纸张差价由部集中的留利中调剂解决,纸差不再纳税。
二、企业实行利改税后,不再交纳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占用费;原在利润留成中列支的按工资总额百分之十一计提职工福利基金改在成本中列支,不在留利中列支;职工奖励基金仍在税后留利中按本通知核定比例提取。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的使用范围、标准,仍按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不得任意提高标准或扩大使用范围。
三、关于各单位税后利润留用比例问题,鉴于各单位税后留利差距较大,为了促进生物制品和卫生宣传出版事业的发展,参照原留利水平,按照适当照顾,区别对待、鼓励先进的原则,经研究,各单位税后利润留用比例为:北京所留用40%,交部15%;上海所留用37%,交部1
8%;武汉、长春、成都生物所留用43%,交部12%;兰州所留用45%,交部10%;人民卫生出版社(含社属单位)、健康报社留用65%(留交比例计算均按利改税计征税利润总额的百分比)。考虑到兰州、成都、长春三个所原来的留利水平,1983年的计划也已安排落实,

故对上述三个所1983年的留交比例定为:兰州所留用48%,交部7%:长春、成都所留用45%,交部10%。
人民卫生出版社、健康报社的纸价补贴,按当年实际发生差价由部集中留利按季补拨。健康报社交纳35%所得税,按(80)卫计局字第171号文规定,1983年报社上交的所得税仍由部拨补,从1984年起部里不再补拨。
四、各所交部集中的税后留利,按月交部,不得拖欠。交部时将其应交能源基金留所,与你所应交能源基金一并就地上交财政。
五、各单位税后留利应分别建立生产发展科研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各项基金比例见附表。各所的生产发展科研基金可按生产发展、科研各占一半的比例安排。后备基金大部分用于生产发展,小部分用于补助福利和奖励基金的不足,但用于奖励和福利时必须
报部批准,方可使用。
六、企业实行利改税有关纳税、财务处理,留交比例,各项基金的提取比例均按国务院(83)75号和财政部财企字154号、(83)财税字116号、(83)财预字65号、(83)财改字第6号等文件以及本通知规定办理。

七、各生物所的生产发展科研基金的用途仍按(82)卫计字第51号文件规定使用。
出版社、健康报社计算各项基金比例的基数为税后利润加纸差补贴。
八、本通知自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起实行。征税时间从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起计算。过去部里下发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有抵触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卫生部所属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表(略)



1983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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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理论在悬赏广告中的适用

夏立彬


悬赏广告在日常生活较常见,各级法院受理悬赏广告类型的案件也日益增多,悬赏广告法律性质在理论界引起各种争议,悬赏广告的法律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意见。这是由于我国立法上的缺陷,没有悬赏广告这方面的法律规定而引起的。在新《合同法》未有施行前可适用《民法通则》中有关合同之债的规定来处理。新《合同法》施行后,《合同法》中的“要约、承诺”等制度可为悬赏广告在司法实践中提供了依据。
关于悬赏广告性质的认定,主要存在两观点,即契约说和单方法律行为说。契约说认为,悬赏广告不是独立的法律行为,而是一种契约(合同),因为广告人对不特定的人所提出的条件为一种要约。此要约因一定的行为的完成而成悬赏合同,我国多数学者持这种观点。为此,我国有关专家曾借鉴国外立法例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议草案)》第二章第一节的第13条规定了悬赏广告的内涵、数人完成指定行为时报酬请求权、悬赏广告撤销等内容。日本及英美法系各国多数学者认定悬赏广告是一种契约。例如,日本民法典第529条的规定“以广告声明对实施一定行为人给予一定报酬者,对完成该行为者,负给付报酬的义务”。单方法律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一种单独法律行为,广告人对完成行为的人单方面有支付报酬的义务,而不需要完成和为的人作出承诺。其有利之处是不具备主体资格的人(指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人)都可以在完成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以后成为对广告享有报酬请求权的人,并且可以减轻行为人(或相对人)的举证负担。它还指出采用契约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漏洞:第一是对事先不知道广告内容者完成特定行为后是否享有报酬请求权的问题;第二是广告人可以在相对人交付悬赏行为成果之前撤回或撤销其要约、变更要约的内容,这显然对相对人(行为人)不利;第三,相对人是否可以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原则。这种观点为德国及台湾的多数法学家所主张,我国的法学专家王利明、马强等人也持此观点。例如,德国民法典第657条规定“通过公开的通告,对完成某行为,特别是对产生结果悬赏的人,有向完成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义务,即使行为人完成行为时,未考虑到此悬赏广告者,亦同。”
笔者认为,悬赏广告不是单方法律行为,而是一种契约。下面结合合同法相关理论,阐述如下意见以驳单方法律行为说对契约说所指出的漏洞:
1、悬赏广告对其本身性质来讲是一种特殊的要约。(1)《合同法》第21条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在悬赏广告中广告人发出悬赏之广告实际上是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出的一种特殊要约。这种要约发出以后,如果某人一旦完成了悬赏广告中的指定行为,则是对广告的有效承诺,双方就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2)当然,悬赏广告要约发出后,广告人享有撤销权。例如,德国在民法典第658条规定“悬赏广告可以在完成行为前撤回。撤回仅在以与悬赏广告同样的方式进行通告或者以特殊通知通告时,始为有效”。《合同法》第18条规定“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悬赏广告其本身具有特殊性即合同标的是行为(即悬赏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该行为是承诺和履行合一的行为。撤销权行使可以借鉴日本民法典第530条规定“(一)于前条情形,广告人于无法完成其指定行为者期间,可以用与前广告同样方法,撤销其广告。但是,于其广告中表示了不撤销意旨者,不在此限。(二)不能依前款所定方法撤销时,可以以其他方法撤销。但是,其撤销只对知情者有效。(三)广告人规定实施其指定行为的期间时,推定为抛弃其撤销权。”所以这种撤销权的行使,须在行为人完成悬赏行为之前为之,悬赏行为完成以后表示撤销的,悬赏广告仍然有效。(3)对悬赏广告行使撤销须符合一定的形式要求,即应当采取悬赏广告的同一方式进行或采取绝大多数人能够知道的方式进行。在有效的撤销行为之后完成的悬赏行为,则不发生悬赏广告的效力。例如,德国民法典第658条规定。。
2、悬赏广告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一般来说,悬赏广告权利主体是行为人(即完成悬赏广告中指定行为的人),义务主体是广告人。双方当事人相互对应,形式相对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契约关系。广告人是悬赏广告中特定的一方主体。至于行为人的资格不宜作特别要求,凡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有一定辨识能力的人,都就成为合格主体。《合同法》第47条第1款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在悬赏广告中,广告人给付悬赏报酬予行为人,是合理的,纯获利益的。根据《合同法》第47条的规定,只要行为人完成了悬赏行为,就有权获利报酬,没有必要审查行为人的主体资格。《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悬赏广告中,行为人事先不知道悬赏广告的情况下,但在其完成特定行为而交付悬赏行为成果时,广告人应有告知义务,而相对人有接受或放弃悬赏报酬的权利。如广告人不告知悬赏广告内容,则违背了《合同法》第60条规定,属于一种欺诈行为。根据公平诚信原则,行为人有权要求广告人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3、悬赏广告是承诺和履行合一的行为。《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这是崇尚拾金不昧精神在民法上体现。悬赏广告中,行为人去履行悬赏广告中指定的悬赏行为时,是对悬赏合同的承诺;同样,行为人对悬赏合同作出承诺时,己去完成行为人在悬赏广告中指定的悬赏行为。在悬赏广告中,行为人返还行为成果的义务在先,而要求广告人支付报酬的权利在后。此时行为人不能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来履行抗辩权,否则,与《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的规定相悖。

作者地址: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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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国公民与苏联公民离婚诉讼应由我国法院受理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国公民与苏联公民离婚诉讼应由我国法院受理问题的复函

1958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今年2月24日〔58〕法研字第13号请示收悉。所提问题经与有关部门研究现答复如下:
居住在我国的我国公民向我国法院提出与居住在苏联的苏联公民离婚,我国法院应当受理,并按照我国法律进行审判,不必转苏联法院处理。